2007年10月18日星期四

寫在我的第一個「啟蒙」紀念日之前

29/5/2006

當年在北大上「心理學概論」的時候,張智勇老師曾經用一個很生動的例子給我們介紹「習得性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這個心理學術語的概念: 關在籠子裡的小白鼠,當用電流對牠進行打擊的時候,牠自然會採取各種方式試圖躲開傷害.我們把實驗分成兩組:在第一組實驗中,當小白鼠開始掙扎反抗,就停止電擊;而對第二組實驗中的小白鼠,則無論牠反抗與否,電擊的持續時間和強度都不會改變.經過一段時間的實驗----或可稱為「訓練」之後,第一組小白鼠會在遭受電擊的第一時間進行反抗,而第二組的小白鼠則完全逆來順受,基本放棄了反抗的意願和行為. 這就是我昨天下午離開紀念六四的遊行隊伍,從中環坐車回學校的時候不停聯想到的東西.當所有的反抗嘗試都一次又一次以失敗告終之後,長期生活在大陸的我們,就像小白鼠一樣學會了適應不公,學會了適應無助,繼而主動放棄了掙扎!更可怕的是,這種「習得性無助」似乎會通過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的種種渠道,逐漸逐漸地形成一種「遺傳基因」.
跟著遊行隊伍走過銅鑼灣的時候,TVB的記者抓住我問,你是第一次參加這樣的遊行嗎?我說是的.她又問,有什麼感覺呢?我說,這至少是人們表達自己聲音的一種途徑.後來在回去的電車上,聽見坐在對面的兩位乘客的對話,其中一位就指著遊行的隊伍說: 「成天都是各種遊行…你說,要求平反六四大家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但是要提高到推翻共產黨之類的就過頭了,拜託他們也拿點事實出來說說啊,不要整天在那裡空喊口號.」 突然非常羨慕說話的那個人----他們一直生活在這樣一個自由的空間裡,擁有大把機會去面對各種各樣的聲音,那些觀點不同的爭吵都完全交由他們去做出自主的評判,這是多麼幸福的事情!?人的思維與肌肉一樣,長期沒有鍛鍊就要萎縮的,然而有的時候我卻並不是沒有這個鍛鍊的意願,而是沒有機會.在我們接受到的永遠只是關於法輪功的負面驚悚新聞報導,而沒有任何機會聽聽其他不同聲音的情況下,我們有可能做出客觀的評判嗎?當我們每天吃著晚飯在新聞聯播裡只能看到「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成就展」的時候,我們可能知道《冰點》被禁的主編親歷麼?唯一的例外是六四,它留給人們的記憶和創傷都太深刻,即使費盡周章地遮掩,也很難禁止人們將記憶分享,把聲討延續,而我們也正因此才不至於完全不了解「六四」這個詞語的概念,至少我們仍會把它與「自由化」這個詞關聯起來記憶,而當我們終於開始反思「自由化」是不是真的就像多年前反復強調的那樣是個毒瘤的時候,我們也終還有機會不完全負面地看待「六四」這個詞彙.但是還是不無遺憾,畢竟我今天上午跟roommate提到前天學生會發來號召我們參加紀念六四活動的email,她還是很輕描淡寫地說:「喔,那個啊?我看到是『六四』的就直接delete了.」然後就拿出牛奶麵包開始吃早餐.同樣也是這位roommate,有次睡覺前和我聊到HKU學生會食堂裡某個櫃檯服務人員態度惡劣,我建議她去填寫一張意見表格投訴,她竟然很詫異地「啊?」了一聲,然後很自然地偃旗息鼓了,說,算了算了啦.我立時想到的是數月前的自己,當時的反應幾乎如出一輒啊,呵呵.然而還沒等我說完投訴的價值和理由,她就已經昏昏欲睡不願再多聊什麼了.這就是跟我同年的大陸學生的態度!而且我相信,即使我是在北大對roommate說到這些事,她們的反應大抵也與此相當.有種一拳頭打在水裡的悲哀.
另外還是要說到元火.這個社團可以說是我大學四年絕大部分的生活重心所在,我從中獲益良多,同時也因此而錯失過不少其它的東西.有些在一兩年前已經發現,而另一些卻直到昨天才憣然醒悟. 大二那年當社長的時候,曾經遇到過一次需要做出重大決斷的事件,具體是什麼記不得了,只記得那時候我非常迷茫緊張,沒有勇氣為社團做出決定,於是找了一位創社的前輩求助.當時那位前輩本著「老而不死是為賊也」的原則,堅持要我自己做決策.他說: 「最壞的結果是什麼?」 「…社團被解散.」 「那你覺得至於嗎?」 「還不至於吧.」 「那就放手去做唄.其實老實說,就算社團被解散了,又能怎麼樣?」 那時候我雖然有種茅塞頓開如釋重負的感覺,但是多年來卻一直對他說的最後一句話耿耿於懷,直到昨天跟另一位創社前輩,也是第一任社長聊天的時候,才突然明白了那句話的含意. 「又沒甚麼被人掐著,最多就是不玩了,有甚麼大不了」 或許我如果是在前天聽到這個話,反應還會截然不同吧?也許我會說:「無論如何,怎能棄元火而不顧?怎能棄元火的名譽和榮譽而不顧?」這兩個被視為不可放棄的東西一直被我奉若神明,但事實上只是來源於我對元火的沒來由的感情,不但沒來由,而且毫無理性.但是,當現任的元火社長隔三差五就在QQ上跟我訴苦,歷數團委那幫傻X又攤派了什麼無理任務的時候,我發現我一次比一次來氣了:

最近(期末考之前)團委下派一扯蛋事兒
要求做一講座,聽眾200+的上座率要求,然後收到北大講座裡面,硬性任務說起來,團委就出了一條幅錢,連宣傳費用的一半都不到,就把主辦搶到手了.....
唔,不過早有預料了 好歹還出了一點錢,反正不出他們也拿得名正言順不臉紅......
說起來,這講座團委還要求.....講座由我們來錄音由我們來整理文字 但出書的是他們啊!
一個半小時講座記錄啊.....淚飄......
那時沒拒絕..... 但拒絕了跟團委關系鬧僵了也相當麻煩= =若是沒那勞什子品牌社團的話,我也覺得拒絕了好了.....反正快換了,下任的孩子就認識一堆團委的人了
這一任社團文體部太TM扯蛋了,給了元火無數的活,居然都一分錢沒給外面看著怎樣是一回事,命根子捏在團委手裡是一回事.....

然後我終於明白了,為什麼4年前我當社長的時候還敢直接在電話裡拒絕並數落團委的無理要求,或是直接衝進團委辦公室拍著桌子跟蔣廣學那厮理論.原來那時候我沒有負擔,沒有前輩給的壓力,自然也就敢於把我的壞脾氣狠狠地砸在那夥白痴的臉上.「名譽」和「榮譽」根本就不是ㄧ件事,「品牌社團」這所謂的「榮譽」,充其量不過是團委用來吊在我們鼻子前面的一根胡蘿蔔,然而我們卻真的心甘情願當了蠢驢子,胡蘿蔔搖到哪裡,我們就屁顛屁顛地把嘴臉都湊過去諂媚!!要知道,這勞什子的「品牌社團」原只有3個,評出之後保留3年,然而他們卻在第一屆3年結束的時候為了保證不被「愛心」,「山鷹」和「車協」長年佔據全部名額,為了標榜所謂的公平,竟然把名額擴充為5個,而且其中一個必須要內定給「政治理論類社團」!為什麼北大號稱百多個學生社團,竟沒有一個人站出來抵制團委的這種混帳評比!?這種擺明了攙水的獎賞反而竟然還讓元火跟文學社,戲劇社為了那可鄙可笑的區區一個名額而爭得熱火朝天呢. 「愛心」,「山鷹」和「車協」不愧為北大最強的三家社團,但是卻不是每家都能名正言順地稱為「學生社團」.而漫畫社,文學社和戲劇社如果真的有骨氣,則當有自知之明,一方面擺正自己的心態,好好發展;另一方面更沒必要為了那一個名不付副實的稱號而明爭暗鬥,殊不知這種無意義的競爭,正是在對那個根本沒有資格「管理」學生社團的白痴團委搖尾賣乖啊!回過頭來說「名譽」,我認為,如果元火(或其他任何一家北大的學生社團!)能夠站出來抵制這個狗屁不通的社團評優,哪怕結果是社團被解散,它所獲得的「名譽」也依然遠遠超過那掉價的「榮譽」.3年前的北大影視協會就是一個最好的先例,然而遺憾的是我很懷疑現在還有多少人知道那件事情的經過----儘管我自己也只知道一點細枝末節,但張江南他們一開始那種拒絕為團委所擺佈的氣概卻是我所一直敬佩的.

我厭惡那些喊打喊殺的憤青,但是又為更多人的逆來順受感到悲哀.在北大的四年半我學到了很多東西,但是卻獨缺了最重要的一課.或許因此,我將永遠沒有資格以「北大學生」自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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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完之後意外看到了以下一篇文章,轉載之.

【今日觀察】今日北大:自由的墳墓 劉曉波
北大在沉默!
北大的“一塌糊塗”網站被強行關閉,只有法學院教授賀衛方先生和已經離開北大三名校友滕彪、俞江、許志永挺身而出,分別緻公開信給北大校長和中共要員胡錦濤、溫家寶,為北大師生的言論自由發聲,而眾多的教授們、研究生們、學生們……沉默著;北大副教授焦國標先生,因公開發表討伐中宣部的檄文而被新聞與傳播學院停課,北大幾乎聽不到一絲聲音;崇拜毛澤東的北大法學院院長朱蘇力,製造了招收博士生的“德懷門”醜聞,除了朱本人近於狡辯的公開說明之外,北大的行政機構和眾多師生依然沉默;校友楊子立身陷“文字獄”時,人們聽不到北大人的聲援之聲;北大研究生江緒林在“三角地”為六四亡靈點燃蠟燭時,偌大校園的其他地方仍然一片漆黑;…… ……

北大在咆哮!

在美國前總統克林頓來北大演講時,對發生在身邊的人權災難極端麻木不仁的北大學生,卻爭相加入事先由校方導演的提問行列,“勇敢地”置疑美國的人權狀態,說英語的聲音很有些嘹亮;在“校園拒絕邪教”的運動中,北大學生集體宣誓,憤怒聲討法輪功,那聲音已經近於歇斯底裡的咆哮;在官方縱容的反美遊行中,北大學生走在最前面,向大洋彼岸“美國霸權”傾斜仇恨,咬牙切齒的口號喊得震天響;在北大百年校慶之後,前黨魁江澤民要求“建立世界一流大學”的諭旨,被北大人作為振興中國高等教育的最響亮口號,喊遍國內外;北大的博士研究生陳偉寫出《偉大的政治家江澤民與中國新世紀發展戰略──論“三個代表”的政治意義》的論文,旨在論證:“我們應當維護、珍惜黨的政治權威,而不是去質疑它,以所謂‘民主化’的旗號去挑戰它。”該文結尾簡直就是歌功頌德的尖叫:“‘三個代表’之偉大,不僅在於它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史上的重大貢獻,更重要的還在於它揭示了新世紀中國發展戰略的大脈絡。從權威、傳統、文化、公共性等多個方面,我們可以看到‘三個代表’所蘊涵的政治大智慧;‘三個代表’體現了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領導人的雄才大略和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完全有理由說:江澤民同志不僅是一位功勛卓越的領導人,而且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見“學說連線http://www.xslx.com”
北大法學博士宋小莊也曾寫下詩評,讚美溫家寶訪港時引用晚清詩人黃遵憲的詩句來“以詩言志”,宋博士寫道:溫家寶總理以詩言志,意在鼓勵香港同胞以杜鵑啼血之情熱愛香港、熱愛祖國,以精填海之心建設香港、建設祖國,又間接闡釋及弘發了鄧小平以愛國者為主體治港的理念。(見《東方日報》2003年7月9日)
…… ……

這就是六四之後的十五年中北大的沉默和咆哮。
北大,曾經是中國大學的驕傲,而現在的北大學生似乎並不知道:這驕傲,決非來自1949年之後的北大,而是來自1949年之前的北大:來自“五四運動”的民主與科學的傳統,來自蔡元培、胡適等師長開闢的自由傳統及其豐碩的學術成就,而不是來自毛時代的極權教育的新傳統,不是來自文革紅衛兵的造反精神;如果說,1949年之後,北大還有什麼引以為傲的人文精神的話,那麼,它只能來自昂首面對暴君毛澤東的老校長馬寅初和年輕學生的林昭,來自在八九運動中的北大師生對老北大的自由精神和社會關懷的繼承,而不是來自那些看暴君臉色、專寫御用文章的教授們,更不是來自六四血案之後日益犬儒化的北大。
1998年的北大百年校慶之際,當中共第三代黨魁江澤民出席慶祝大會的官方寵幸被北大人視為最高榮譽之時,北大的自由精神已經死亡:不僅死在恐怖的威懾下、而且死在金錢的收買下。北大的官僚們、教授們和學生們,幾乎就是踏著喋血長街的校友們的屍體,一面踐踏著老北大的自由精神和人文關懷,一面領受著獨裁寡頭們恩賜的榮譽、地位和金錢。
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先生曾發表過《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蔡先生辭職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而“北京大學,向來受舊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蔡先生做了校長之後,一改舊北大的無自由局面,而首開“兼容並蓄”的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之風,而“這點半新的”卻被舊勢力視為“洪水猛獸”,招致“國務院”、“參議院”等衙門的橫加干涉。於是,蔡先生質問道:“世界哪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麼?還要我去充這種大學的校長麼?”所以,蔡先生表示:“我絕對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
但在1949年後的中國,從1950年代的“思想改造運動”開始,北大很快就淪為暴政扼殺自由的工具;在中國最有希望走上良性改革之路的20世紀80年代,老北大的自由精神和社會責任感有所恢復,在新啟蒙精神的激勵下,北大人投身自發競選運動,參與文化大論戰,特別是在偉大的八九運動中,北大人重新找回了失去的尊嚴;而在六四血案以來的十五年中,再次被打斷脊樑的知識分子們,又開始爭做無自由的北大的校長、教授、博導,自覺充當獨裁政權及其跛足改革的辯護士。
現在的北大,已經成為“教育產業化”的最大受惠者之一,不但擁有高盈利的公司、高價位的文憑和政權的巨額投資,也擁有越來越多高薪教授和明星教授,卻失去曾經擁有人文尊嚴、育人良知和學術成就,學術掮客們忙於爭取“國家科研項目”,用大量的學術及其思想垃圾換取豐厚的功名利祿。比如,北大法學院院長朱蘇力,先是用兩部電影為實例來論述“法治本土化”,之後又將毛澤東學術包裝為中國憲政的奠基人。正如憲政學者張祖樺先生的評論所言:“蘇力挖掘法治的本土資源挖到他最為崇拜的毛澤東身上,真是走火入魔。毛是破壞中國法治的罪魁,他一生主張‘造反有理’、‘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經蘇力一包裝,竟成中國法治與憲政的奠基人。真是荒謬絕倫!毛自稱明朝皇帝的繼承人,一直堅持中央高度集權和專制主義,何嘗實行過‘縱向分權’?從毛身上尋找通向法治的道路好比抓著自己的頭髮幻想登天一樣。”
今日北大的金色招牌,與其說代表著一種值得驕傲的人文精神和學術地位,不如說僅僅代表著“學而尤則仕,祿在其中”的功利化慾望。今日北大人要“創造世界一流大學”的信誓旦旦,早已把北大變成了“一流學院衙門”、“一流權力工具”和“一流敲門磚”。
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三•一八慘案”的亡靈們舉行萬人公祭大會。北大代校長的蔣夢麟在會上沉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他說到這裡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1989年的“六四慘案”,政權對徒手的學生和市民的暴力鎮壓,其屠殺之野蠻和血案之慘烈,遠遠超過60多年前的“三•一八慘案”,但六四後的北大,先是在恐怖高壓和軍訓洗腦之下、繼而在功名利祿的收買之下,已經整整沉默了十五年!
在此意義上,1989-2004的十五年,正是北大的尊嚴掃地和良知喪盡的十五年,是中國最著名的高等學府的最恥辱的十五年。

北大:昔日的“自由的搖籃”,今日的“自由的墳墓”。

2004年10月4日於北京家中

---《觀察》首發, 轉載請註明出處---

作者為獨立中文作家筆會主席 (10/4/2004 10:02:0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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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補遺:
昨天晚上從centre走回宿舍的路上,突然記起遙遠的大一時的某天,我曾經在三角地佈告欄看到過一篇長長的文章,論述的就是反思六四的內容,但還沒等我來得及詳細了解是怎麼回事,這件事情就消失在上課鈴聲和食堂排隊打卡的人群裡了.5年以後的現在,我只是隱隱約約記得那篇文章的署名人姓江,而昨晚,卻電光火石地與劉曉波先生這篇文章開頭提到的「江緒林」聯繫起來,今天回到office一查,果然正是這位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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