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稻粱谋·之五

为稻粱谋

（五）漠然乡土

去年十二月底到台北去旅行，其间与网友J见面。他是台大三年级的学生，鹿港人，但在台北长大。我们在西门町的一间咖啡馆里刚刚坐定，他就从包里掏出一本一寸厚的台湾地图册，如数家珍地向我这游客介绍那个岛屿南南北北的地质构造、人口组成、村落城址海港的渊源，城市布局的规划，以及社会政治的演变。J不无骄傲地说，他这学期一门选修课的作业是拍摄一段纪录短片，他的选题就是台北的城市历史沿革。在咖啡馆里聊了将近五个小时之后，他又骑着脚踏车带我去仁爱路建国花市，沿途指给我看那些日治时代遗留下来的老屋子，并解释给我听，为什么这些老屋的归属权至今是让市政府头痛的难题。

半年后，J在网上说，他暑假要到大陆自助旅行，倒数第二站是福州，问我我的家乡有什么值得游玩的去处。我很费劲地想出一个三坊七巷，一个台江码头，一个仓山区的老教堂，还勉强能捎带介绍少许历史渊源和典故，然后就必须一边google一边给他写邮件了。坦白讲，觉得蛮丢脸的。话说福州也是个我出生并长大到十八岁才离开的城市，然而我所熟悉的，只有老妈的缝纫机、姑爹载我出去郊游的那辆脚踏车、舅妈从厨房里端出的美味佳肴、我家附近的菜市场和面包店、通往学校的窄小巷子，以及那一群如今散在地球无数个角落里的老同学。而福州那座城市，她所经历过的开垦、征战、贸易、城市发展、殖民与被殖民、经济的衰败与重建……关于她的一切，我却那么陌生。换句话说，只要把我所熟悉的那一切抽离福州这座城，随便放进任何一个其他城市，或许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因为在那十八年的岁月里，甚至连福州方言都不是我生活中必须存在的元素啊！ 因为考试不要考，因为在我住在福州的十八年里，从来没有人会把“福州”作为一个话题，鼓励我们去探寻和发现。

或许我不敢说，我这个糟糕的个案是否在我的同辈人里具备足够的代表性，但是我却很肯定地知道，我的许多朋友在被问起“你家那边有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都会来一句这样的开场白：“也没什么吧……”。或许真的是距离产生美感，然而零距离的亲近竟然带来陌生和不感兴趣？更何况，这位陌生而模糊的背影，竟然正属于那个亿万人为之骄傲自豪的集体——中国。雪灾、地震、奥运会……单单是2008这未完的一年里，就有多少次，“爱中国”被喊得震天价响？然而中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又何尝不是一个个“也没什么”的村落、市镇和都会层层堆叠出来的实体？你去问一个对藏独台独日本鬼子恨得咬牙切齿的人，问问他，是否曾经为失学的孩子捐过哪怕一块钱，是否在乎他家附近那棵就快因为修建地铁而被砍倒的百年老榕树？人们热衷于为“中国”发狂，却理直气壮地对乡土表现出惊人的漠然。 不是说不关怀乡土就不可以“爱国”，但是，如果连乡土也不屑关怀，你又爱的是谁的“国”呢？

那天在咖啡馆与J聊天的时候，他说到台大学生为了阻止政府拆迁乐生疗养院而做出的抗争。看着他眼睛里闪动的情绪，我叹了一口气，说：

“你知道我们北大上个月刚把什么给拆了吗？三角地。你可能不知道，但那是一个记录了多少历史、动荡和青春的东西啊……”

To be continued...

（注：关于乐生疗养院，请点这里参见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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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狡辩：
把这篇文字理直气壮地放在这个系列里，因为它谈的其实是移民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认同（identity）的建构。嗯，但愿我能在后面的文章里继续把这个概念讲清楚…………

“为稻粱谋”系列：

（一）引子：你是学什么的？

（二）我真的不是蛇头，真的……

（三）也是历史，也是移民

（四）十七岁的阿草

American Dream

昨天下午彭定康(Christ Patten)在港大路佑堂演讲，他说了一段自己四十多年前的经历。

1965年，他在美国旅行。他和他的朋友都留着齐肩的长发，开着车到南部，进了一间饭馆打尖。饭馆老板看着他们嬉皮的打扮，以为他们是从北部下来的社工，来劝说黑人选民参与投票的。于是老板好意提醒：“如果你们还想活下去，那就赶紧低调地离开这个镇吧。前几天就有好几个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在镇上被人开枪打死……”

2008年11月，Barack Obama当选美国史上第一位黑人裔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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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出这篇日志之后不到半日，就觉得年份上有严重疏漏
于是赶紧收回后台，打算有空的时候查证清楚再修改贴出
但是接下来几天一直忙到咬尾巴，查证工作就耽搁下来……
多亏Ernest的更正意见，让我这篇日志在雪藏多日之后终于得以更正版示人
同时，俺的英文听力之差可见一斑
^^、
（修改于11月14日）

为稻粱谋·之四

为稻粱谋

（四）十七岁的阿草

我坐在电车上，一路叮叮铛铛地沿着维多利亚湾的走势，从高楼的夹缝里由东向西穿过整个港岛北部。干爽的北风从海面上吹过来，中午温暖的阳光钻过打开的车窗，晒在背上。

车子摇晃着驶过中环。我的脑海里想象着的画面，却是一年多前的七月底。那天或许骄阳似火，十七岁的少年站在临水的顶棚边缘，顽固地与手执扩音喇叭，紧皱眉头喊话的警察对峙，不肯离开那座即将被拆迁的码头——是的，我刚离开位于西湾河的东区法院，听完控辩双方在庭上的结案陈词，现在坐在电车上，回港岛西端的学校。早上出庭应讯的被告正是去年十七岁的阿草。在去年夏天轰动一时的“保卫皇后码头”活动中，他是七月三十日被警察从码头顶棚上抬下的最后一名示威者。

“始自天星”、“皇后码头不告别”，“本土行动”，这些词语曾经一度铺天盖地地占据各大报纸的版面，因为有这样一群人，站在政府准备拆迁的码头上抗议，守卫这座建筑、守卫香港市民对这码头的集体回忆，更重要的诉求，其实是守卫属于市民的公共空间，以及对公共空间使用权的民主——尽管后来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内容里面，这条最主要的诉求似乎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反而将“集体回忆”用大号粗体来强调。最后，政府出动了警察来清场——请别误会，虽然也有一定程度的扭斗，但是中环的海边并没有出现子弹、军车或者坦克。示威者被数倍于己的警察抬走，然后一些人受到了警方的指控。阿草便是其中之一。

阿草被控阻碍警察执行公务，这是第二次开庭。警方依《侵害人身条例》36B条起诉，阿草将要面对的最高刑罚可能是两年囹圄。近二十个阿草的朋友早早来到法院外，拉起布条抗议警方的起诉，用扩音器向过路的市民讲述他们的观点，并散发传单（如图）。

十点整，开庭。控辩双方的律师依次陈词，法官不放过每一个模糊的用词，一一追问清楚。旁听者共二十余人，其间有进出法庭者，均在门口朝法官方向微一欠身，对法庭表示尊重。

我并没有亲身参与去年的抗争，与阿草也是数月前才通过豆瓣认识（顺带说一句，阿草就是今年五六月份被豆瓣网管多次封禁id的“稻子”），因此也不便在此多说这个案子的是非曲直。挑动我笨拙地来叙述这个故事的缘由，其实是阿草第一次与我通电话时，我问到“你是本地人吗？”，他的自我介绍：

“……其实我也是出生在内地来的，湛江，不过很小就过来香港了，所以你看我的普通话说得很糟糕。”

那天他的电话完全是用普通话讲的，尽管他的普通话和我的广东话一样不流利。而对于同样是第一代移民的我来说，这大概是我听到过最真诚的一句自我介绍。那天是今年的5月12日，就是奥运火炬在香港传递的日子。当时我正和Nicky、蘑菇两个MM走在湾仔海边引擎轰鸣的人行道上，急匆匆地要把Nicky送去金紫荆广场，然后跟蘑菇一起杀回立法会前，等着那里将要上演的陈巧文的示威，警方的人墙隔离，以及大陆在港学生的怒骂和暴跳如雷。阿草在网上向茶烟要了我的电话，打来告诉我中文大学学生在沙田那边的抗议活动遭到警方的驱赶。6月3日下午，阿草又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当晚尖沙咀文化中心广场的一个聚会。我去了，并且和一群人一起，赤脚坐在那片碎石铺成的广场上，听他们弹唱、演说，直到午夜两三点后才陆续散去（下图即为当日照片）。

（广场上的弹唱）
（用二锅头点燃的火焰）

（广场上一尊名为“自由战士”的塑像，获赠自法国。阿草拿着一把七彩雨伞，沉默地站在雕塑的基座上：“在如此黑暗压抑的环境里，我们仍要撑开彩色的诉求。”）

不久之后，公民记者周曙光（Zola）来港，我便约了他去找阿草聊天。在弥敦道一个昏暗拥挤杂乱的房间里，Zola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地大玩吉他、手鼓和铙钹，我也是到了这一天，才第一次拜访那个位于8楼的本地社运组织，“自治八楼”——学联社会运动资源中心，简单说，就是为各种社会运动提供器材支持的一个组织。阿草就是自治八楼的成员。上周，阿草拉我去观看《巴黎公社》的放映，那是八楼与影行者合办的第六届香港社会运动电影节。

从法庭出来，我就一直在回想这些与阿草有关的点滴信息。诚然，阿草是个异数。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辍学投身社运，在这个极之功利的社会里是绝对的非主流，也似乎并不是个值得推崇的个案。然而，是什么让这个十七岁的少年，心无顾虑地走在社会运动的前线？而他又为什么愿意为了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理念——比如“公共空间使用权的民主”——不畏刑求？其实阿草是个比我最小的表妹还小一岁的少年，而我表妹是个按部就班在福建省内从幼儿园读到大一的“乖孩子”，公共空间是个什么东西，只怕她都不一定看得懂。这个社会之于阿草，是值得用行动去催促它进步、完善它建构的一个实体；而对于我表妹，我只能说，她的社会是供她过日子的空间，是一个十分虚幻的概念，她不必特意为之做些什么，她身边的家人师长朋辈亦不会鼓励她去做些什么。

其实，又有什么样的“公民教育”，效果能好过真正参与一次针对现实社会议题的集会或者游行？当然，只要是和平的诉求，哪怕会面对警察、起诉书和可能的刑期，这集会或者游行，也不决应当面对任意逮捕、遣返、警棍、子弹、军车和坦克。

12月7日上午10点，法官将对此案宣判，我答应阿草，到时一定会去旁听。

（附注：其实我很犹豫应不应该把这篇文字放在《为稻粱谋》的系列里面，因为貌似阿草的故事与“移民研究”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不过我最后还是决定把它加入这个系列，因为或许我可以在下一篇里，顺着“本土”这个词再把话题牵回移民上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一篇的故事未必与我的研究无关。本来么，我们身处的社会，便不是以学科为界，一块一块泾渭分明的世界；而是混杂的、相互关联的，像一盘打翻了的颜料一样斑斓。）

To be continued...

“为稻粱谋”系列：
（一）引子：你是学什么的？
（二）我真的不是蛇头，真的……
（三）也是历史，也是移民

为稻粱谋·之三

为稻粱谋

（一）引子：你是学什么的？

（二）我真的不是蛇头，真的……

（三）也是历史，也是移民

上周六，去听了一场龙应台的公开讲座，谈文学的启蒙。
龙老师从她自己的“文学谱系”谈起，追溯了她个人的文学启蒙之路，其间也谈到她成长的时代背景，以及诸多“南来文人”对她的影响。

管龙应台叫“老师”，绝不是矫情或者崇拜，而是因为她真的是我老师。今年初，港大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照例开了一门龙应台主讲的公共课程，主题是“文学里的社会——香港与台湾的五十年代”。收费不便宜：校外人士6000元/人，校内学生八折，也要4800。一共九节课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周六下午上课，每节课三小时。我犹豫了很久，最后咬咬牙，交了4800大洋，决定去上这个课。不是因为文学，而是因为那个副标题：香港和台湾的五十年代——这是我的整个知识结构中几乎空白的断档，而且讲者是龙应台。我也不否认我喜欢读她的文字，虽然称不上是“粉丝”，虽然我一位朋友的老师赵刚先生写过十分凌厉的文字来批判她，我还是喜欢读她的文字，因为哪怕她有她的偏颇，而她的文字之于今日的中国，却仍有值得借镜之处，有《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中的部分内容与三鹿毒奶事件的对照为例。

第一堂课，原来刨去学员自我介绍的半小时，剩下两个半钟头的时间，都是用来给我们铺陈一个历史背景的——1948至1951这几年的环球局势。从长春围城到柏林空投，从老蒋的《告台湾同胞书》到美军仁川登陆、从土改到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第一堂课，先把一个时间加空间的架构搭起来，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接下来一周一周细细地品味张爱玲的《秧歌》、中央研究院的《调景岭口述历史》、赵滋藩的《半下流社会》、白先勇的《台北人》、柏杨的《异域》、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这就是谱系啊，历史的谱系，用历史的谱系串起一系列文学作品，然后从中告诉读者，那个年代的香港，和那个年代的台湾。其间还有好几个客座嘉宾的讲座，有也斯（梁秉钧）先生讲他的求学与文学写作之路，有小思（卢玮銮）女士讲她对“香港”和“中国”认同的转变，有刘绍铭先生谈香港文学，有蓝博洲先生讲他收集台湾人口述历史的种种经历……我的同学大多是本地中青年，一位嫁来香港多年的台湾太太，在看“黑猫中队”纪录片、听到“古宁头战役”的故事时，甚至激动得不断擦拭眼中涌出的泪水。我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就开诚布公地说，我来上这堂课的目的不是文学，而是副标题中的社会。从2月16日到4月26日的两个多月时间，毫无疑问，那4800花得很值得。一段在我所经历过的教育体系中彻底缺席的时空，仿佛是丢失多年的一片拼图一般，终于归位。

最后一堂课，是学员的口头报告。要求找一位本地人（或台湾人），请他/她讲述自己的1949或1950。同学林青霞，讲了她的叔叔从大陆撤退台湾的故事；同学陶敏明，则披露了连她自己都第一次听说的故事，她的父亲年少时怎样流落香港，怎样病得伏倒在一棵树下，又怎样被一位好心人救起——而那位好心人听说这孩子竟与自己来自同一个省份，就慷慨地让他住在自己家里，供他衣食，直到几年后他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讲到结束处，陶敏明的眼里是噙着泪水的，因为这些故事她的父亲从未对她提起，而她，要不是因为这一次要交的功课，或许一生一世都没有机会知道自己父亲曾经经历过的这些人间冷暖。

绝大多数学员的报告，要么是南来逃难的故事，要么就是本地人的生存挣扎，以及与广东“乡下”（老家）欲系不能的联络。很幸运，我找到的故事相当不同。因为我在本地认识的老人家有限，于是只好央求一位朋友帮忙，他带我去访问了他的岳母。那是一位幼年便作为“妹仔”被亲戚收养、从广东乡下带来香港的女性。十几岁后，她便进工厂做工，时常参加工会组织的周末联谊活动，后来嫁了一位左派青年技术工人。婚后，他们在1958年跟随两万多名热血青年，服从香港工会和大陆工会组织的安排，北上支援祖国建设。然而，在福州市郊某工厂两年清苦、劳累而又压抑的生活，彻底使得这对年轻夫妇的梦想破灭。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弄到回港的批文，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决绝地离开了那个方言不通、食不甘味的地方。在访谈之后的历史文献搜索中，我真的在香港工联会的出版物中找到了当年的老照片（如图）。当时我也和陶敏明有着类似的感慨——要不是为了交功课，大概我这一辈子都不会知道，原来香港还有过这样一群人，有过这样一段非主流的经历。

（图片来源：《工联会经典图片集》，二零零三年，点击图片可看大图）

这些半个多世纪前南来北往的蚁民，不正是他们，今天作为我们的祖辈，在家里的阳台上晒太阳、在巷口的树荫下摆龙门阵、在医院的病床上打点滴、在每年清明祭祀的香烟缭绕里，享用着我们供奉的饭食与果蔬？读史，我们不光是读一个挥斥方遒的时代诗篇，我们其实就是在读我们自家的族谱，我们父辈、祖辈的流徙历程。

龙应台在第一堂课的一开头，说：
“我每次看到香港的夜景——那么多璀璨的灯光！我就会觉得那每一扇透出灯光的窗子背后，就是一格抽屉，里面装着一家人的历史。我希望我们这次课，能够让大家每人拉开一格抽屉，记录里面的故事，记录香港曾经走过的历程。”

所以我真的很想放下手头的一切去做口述史，去听真实的历史，去了解那些我经历过、没经历过的许多时代。

To be continued...

为稻粱谋·之二

为稻粱谋

（一）引子：你是学什么的？

（二）我真的不是蛇头，真的……

其实我在引子里想说的是：很多人对“偷渡”带有强烈的好奇心，觉得是另一个世界的神秘事件；同时对“移民”这个词感到十分陌生。
可是“移民”这个词，真的距离你的生活很远吗？
你户口本上的祖籍地，是否就是你出生长大的地方？
你读完大学以后，是回家乡工作，还是留在读书的城市？
你有没有传说中的“老家”，以及一票甚至未曾谋面的“老家的亲戚”？
你经过西单/五角场/上下九/华强北的时候，可曾注意到身边那些南腔北调的小贩？
你有没有亲戚同学朋友正在或曾经出国留学？
…………

一个山东农家的儿子，在上世纪中叶那场内战中，作为一名士兵跟随战胜者的军队南下，随时准备接管战败者已经撤退的城市。上海、嘉兴、浦城、建阳、南平……沿途的城市逐一报告，已被先前抵达的部队接管。于是这支队伍就带着他们最简陋的行李继续向南、向南，一直走到一个尚未有部队驻扎的城市，他们才停了下来。那名士兵刚刚放下虫蛀鼠咬的硬毛毯，就立即提笔给家乡的妻子写信，说，等我，过三年我就回去。然而这座溽热的南方城市最终成了他永远的归宿——妻子带来了年幼的女儿，他们后来又在这个城市里生下两个儿子。孩子们在这里长大，上学，串联，上山下乡，返城，招工……南蛮鴂舌的本地话，他们反而讲得比卷舌头的家乡话更加流利。最后，士兵老了，病了，终于在这座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城市里埋骨。而他的孙儿，从小吃着家里的馒头和手擀面条长大，斩钉截铁地向玩伴们宣称“我是山东人”，然而却从未踏上那片莫名为之自豪的土地。

那个士兵就是我的爷爷。这故事也是那个年代十分平淡的生命历程——农民参军，随军进城，安家落户。大家司空见惯，并不会主动地把“移民”这个标签贴在自家身上。但是一些“好像有点不对劲”的感觉，偶尔还是会探出头来晃一晃，并且悄悄地顺着血缘黏在这个家族的每一个人身上。

到北京上大学，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互相问籍贯，我还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山东人来着。于是就有山东来的同学很亲热地问，山东哪里呀？我一愣，说，荣成，不过我是在福州长大的。顿时觉得很尴尬。后来学乖了，但凡遇到籍贯问题，干脆直接说福建，省却许多麻烦。大二的体育课选了排球，有次课间休息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聊天，问大家各自是哪里人。我就说我是福建人。老师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一拍大腿，扯着嗓门儿喊：“胡说！我在漳州排球队待过八年，福建人哪有你这么高个儿？”我很尴尬地挠挠头，说，这个……我祖籍山东。老师这才点点头，抱起两条胳膊如释重负地说：“我就说么……”虽然福建人不必然个儿矮，但是我172的身高还是时不时就会让我面对一次这种质问。尽管俺的山东血统是个事实，我却总觉着这种解释很有点助纣为虐的意思，势必加深了对方“福建人矮个儿，山东人傻大个儿”的刻板印象，嗯。

其实，我究竟是福建人还是山东人，这就是移民研究里面关于移民者“身份认同”的课题了。放在我身上，是福建和山东的纠缠；放在许多华裔美国人身上，尤其是第一代或者第二代的华裔，那就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似是而非。

读到这里，想必有看官要找我算账了：蛇头呢？蛇头在哪儿？你怎么证明你不是蛇头？
好吧，我们接下来说国际移民。

偷渡为啥那么吸引眼球？
刺激呗！

月黑风高夜，一只大船驶出海港，向着东边航去。白天，它伪装成远洋捕捞船或者货轮，在公海上招摇过市；夜里，开足马力往传说中的“米之国”进发，因为船舱里躲着三百多个男男女女的福州人，每个人都狂热地憧憬着月入过万的优厚薪资、父母期盼了一辈子的新楼房，以及家乡邻里艳羡得流下口水的目光。终于，他们透过船舱的门缝看到了曼哈顿的天际线，在六月的阳光下仿佛闪着金子的光芒……然而，曼哈顿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逐渐从烟霾中清晰起来，并且靠近、靠近、近至脚下……“砰”的一声巨响！一阵剧烈的晃动之后，人们明白过来，船停了。一路负责照顾他们的水手气急败坏地冲进来，拍打着舱门，吼道：
“搁浅了！你们赶紧出来，自己游过去！只要上岸就到美国了！他们很讲人权，不会遣返你们的，放心吧！要是在船上被抓到，那你们就完蛋了！快走快走，就快到岸了才卡到礁石的，赶紧游过去，没多远！你们不是都看到那个港口了吗！快走……”
于是不知所措的人们就被全部轰到甲板上。慌乱间，也不知道第一个跳下船的人是自愿的还是被推下去的。总之，三百多人大部分都到了水里，争先恐后地向岸边游去。这么大的动作当然引来了海岸警卫队，但是水里的人们仓皇地躲着水警，同时拼出吃奶的力气向岸边靠近……
最后，十个人死在这次“抢滩”中。媒体大哗。民众震惊。移民局顿时成了众矢之的，有批评现行对非法入境者的处理过于宽松，才导致偷渡狂潮带着侥幸心理袭来的，也有痛斥正规移民申请手续过于艰难，罔顾迁徙自由，才导致希望移居美国的外国人不惜铤而走险的……总之，十个人的性命，带来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激辩，以及一个一夜之间走红的研究领域——华人非法出入境研究。

这是1993年6月的故事，细节是我杜撰的。不过那艘船的名字叫做“金色冒险号”(Golden Venture)，这一点我可以用脑袋来担保是真的。而这也是一件直接影响到福建人出国方式的事件——因为十条人命大概只有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才会显得那么不值钱，而在许多与之直接相关的社会，都绝对是占据头版头条若干天的重大惨案。因此，不少国家迅速收紧了相关的移民政策，原因可能不仅仅是这次极尽耸动的抢滩登陆，但这确是一条清晰而尖锐的警讯：
“中国人又一次开始了他们义无反顾的出国活动，并且这股浪潮，已经在人们不知不觉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高峰。”

说到“又一次”，这就不能不提一下“下南洋”、“卖猪仔”这些很惨烈的海外华侨华人史，以及一个人们津津乐道的词——侨乡。
广东的顺德、台山、潮州，福建的厦漳泉和福州，各位看官只要随手翻看一下这些地方的政府网页，必然能找到一个被用到烂了的描述：侨乡优势。我来随便造个八股文万金油的段子吧。“改革开放以来，XX（以上某地名）取得了骄人的经济发展成绩。这些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本地特有的侨乡优势。广大爱国华商踊跃回乡投资办厂，并热情为家乡招商引资，极大地带动了本地的工业化发展，也充分反映了广大海外华侨华人爱国爱乡的深厚感情……（以下自动屏蔽肉麻吹捧若干）”怎么样？感觉来了吧？关于这些老侨和老侨乡是怎么回事，回头还有的是机会慢慢掰活，这里只简单概括两句：1）这些被捧到天上去的回乡投资的“华商”，其实绝大多数是1949年之前离开大陆的中国人，主要去往东南亚和北美，而且大都是第一代、第二代海外华裔，与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出国的人关系不大；2）这些人当年的出国经历，没有几个是合法申请了通关文谍的，绝大多数是契约劳工，或者就是搭顺风船下南洋投靠叔叔舅舅的苦娃儿苦汉子，要按着今天的规矩给他们摆起谱，就算不是偷渡也得算是逾期居留。然而华侨史毕竟是历史。“国家”概念的演变、“出入境”手续的规范化、“冷战”带来的时代大割裂……这些都是老侨一辈亲身经历过的故事。至于他们之所以最后变成了“海外华人”，而不是在闽粤乡间树下摇着蒲扇养老的“归侨”，那又是另一段令人闻之鼻酸的往事了。

呃，废话了这么多，其实我就是想说：移民研究有很多不同的侧面，身份认同、非法出入境活动、侨乡、华侨华人史……这些都只是若干个元素，而且还可以继续细分下去，比如第一代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第1.5代（原居地出生，客居地长大）的身份认同、第二/三/四/五代以后的身份认同、代际之间的身份认同比较、非法出境活动、非法入境活动、全球人口贩运网络及其运作、跨国人口走私及其背后的资金流动、老侨乡、新侨乡、新老侨乡比较、海外华人社群、海外老侨社群、海外新侨社群、海外留学生群体、华人跨国/跨境企业及企业家……我发誓，我已经动用我的脚趾头来数了，但这依然只是我能数出来的一小部分。所以，移民研究不是蛇头专业技术培训，俺不是来这儿钻研“如何当一名有前途的蛇头”这门手艺活儿的……

真的不是。

To be continued...

为稻粱谋·之一（引子）

为稻粱谋

（一）引子：你是学什么的？

“你是学什么的？”
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不过我的回答一般是：
“我做的课题是移民研究。”

紧接着，有些人会作若有所悟状点点头，说，哦，移民研究。然后岔开话题说别的。
有些人则比较诚实，直接问，移民研究是研究什么的啊？

嗯，移民研究是研究什么的呢？
显然是移民。
如果对方有兴趣追问，我会继续往细了解释：
“我的课题主要是中国往海外的新移民，一部分是做福建侨乡，另一部分做海外华人。”
有时候对方还是一脸茫然，那我就只好用更通俗但是实际上相当片面的描述，来试图唤起他/她的一点理解：
“偷渡知道吧？以前福建很多的那种，躲在轮船上的集装箱里，或者爬雪山翻边境之类……还有什么地下钱庄啊，外汇黑市啊…………”
讲到这些画面感很强的词语，再配以张牙舞爪的肢体语言，那么对方十有八九就会恍然大悟了。
不过接下来一定就会说出如下一番鼓励我用心向学的话来：
“那好啊，好好研究研究，回头帮我也给移民出去！”

到了这份儿上，除了=__,= ，我还能说什么呢？？
To be continued…

笑蜀讲座散记

讲题：挣扎即生存——“新国家主义”潜流与媒体困境 (New Nationalism and China’s Media)
时间：2008年10月13日下午5：30-7：00
地点：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仪礼堂(Eliot Hall)

笑蜀先生先回溯了中国大陆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市场化”媒体的发展轨迹，以及这些媒体在目前的中国社会所能起到的作用。然后主要谈的是当前中国传统媒体（尤其是纸媒）所面临的发展困境——政府希望逐步稳定目前这种“国进民退”的趋势，在放开社会底端经济活力的情况下，继续牢牢把握住顶端的各种资源。因此，他认为，中国大陆的媒体业正在进入一个长期尴尬的阶段，将很难再像之前十几年那样蓬勃、创造奇迹。而中国的民众缺乏“公共辩论”的传统，也就缺乏在讨论中逐步取得共识的基础，因此也不具备明早就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这又需要一点一点改善，不是朝夕可至的目标。

说实话我对今天的讲座不算很满意。首先是讲者对时间的把握很不好，洋洋洒洒讲了一个小时，抬头问主持人（钱钢）“我刚讲完第一部分，还有多少时间？”，得到的答案是10分钟，于是草草收场，原定的重点部分只是蜻蜓点水般地带过。其次是讲者明显将几个基本概念混淆，而讲座通知所给的英文标题更加让人困惑，这一点下面详细说。第三点，我不客气地说，讲者有一点以自身所处的职业为本位，给的题目是“中国媒体”，实际上谈及的内容只是传统媒体，甚至只是纸媒，让人有些失望。

下面对几个讲座中涉及到的问题说说我的看法。

一、新国家主义？新民族主义？——都不是，是新威权主义！
看到那个英文标题，我想很多人都会有些或多或少的误读或者迷惑——New Nationalism，翻译作“新国家主义”？这个问题在笑蜀的演讲结束后，第一个提问的Ching Cheong先生（名字涉及敏感词，不写中文）就提了出来。程先生说，他看到学校的邮件通知，还以为是要讲当今中国的“新民族主义”问题，结果来了才发现内容全不是这么回事（当然我也觉得奇怪，邮件不是有中英文两个版本咩？中文版本里面就有大致内容介绍啊……=.=?），原来讲的是关于国家控制媒体的问题，于是想问问笑蜀对于新民族主义怎么看。

这里，我觉得笑蜀先生的第一句回答是全场最大的败笔——他说，这二者（指“新国家主义”和“新民族主义”，这两个词在字面上的确都可以翻译成new nationalism）其实是相通的，因为这个概念表现在庙堂，则是新国家主义，表现在江湖，即为新民族主义。我闻言大骇——其实笑蜀先生讲了半天的所谓“新国家主义”，就是“新威权主义”(New Authoritarianism)！原来英文标题里的New Nationalism是个彻底的翻译错误，而他竟然将这两个概念硬要拉到一起来，实在很是败笔！

此外，他还说，中国政府想要尝试走的这一条路，就是希望创新一条“中国模式”的发展道路，要打破传统的“西方式民主”——OMG，中国分明是在试着copy新加坡的新威权主义管治模式啊！而且，除了新加坡之外，在学术界早已有了“东亚模式”、“亚洲模式”等区别于“西式民主”的提法，这，这，这，这何来创新？

二、看衰网络？
笑蜀的整场演讲中都没有提及网媒，尽管他给出的题目是“媒体困境”，而不是“传统媒体困境”。于是我的问题就是，在政府希望稳定“国进民退”这种趋势的情况下，网媒会对政府的这一如意算盘起到哪些作用？

笑蜀的回答是：我从98年开始上网，所以，我对网络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根据我的观察，网上言论中，反对派的水平其实没有比铁血强国论坛的水平高多少，都是不经过思考的反对、抨击、谩骂，并没有真正形成“公共辩论”的氛围。所以，我对网络媒体可能带来的影响，是不那么乐观的。

这里我觉得他的观点浮于表面。诚然，我们拥有两亿多网民，其中不乏网络暴民。但是，中国网络媒体不等同于网民，因为网络媒体还包括许多其他元素，比如网络新闻，比如境外的网络新闻，比如翻墙工具！而网民也不等同于网络暴民，这种一杆子打翻一船人的看法，多少带有传统平面媒体从业人对网络世界的傲慢——报纸的读者就没有暴民么？只是那些暴民怒撕南方周末的举动你们看不见罢了，你们看见的只是铁血论坛的暴民，和凯迪社区的愤青。

那么，为什么本人的观点相对比较乐观呢？因为，至少在网络这个大杂烩里边，每个人都有机会接触到与自己完全不同的观点——铁血网友可能在哪个网络游戏里碰到凯迪网友，或者是误闯豆瓣。当这种不期而遇发生，双方很可能都对对方的观点嗤之以鼻大翻白眼，但是，不可否认，双方要先看到对方的观点，才有机会使用自己的鼻子或者眼球，不是么？那么，在这个过程里，碰撞和谩骂或许是短期喧闹的现象，但是从长远来看，言论的封锁毕竟已经打开了缺口，一言堂的阵地最多只能局限在传统媒体的势力范围以内，而中国，有着两亿多网民呢！当两边的暴民都逐渐习惯了“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傻X观点存在呢”这样的观念，你能说这不是社会向着“宽容”迈进了第一步么？难道民进党在20年前不是用激烈的街头抗争来争取民主自由，难道20年前的台湾没有一大票“忠党爱国”的民众？？

更何况，我重申，网络世界里也不仅仅只有暴民。

三、中国也不是在真空瓶里发展
这个世界是互动的。

当笑蜀对网媒不屑一顾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太高看了传统媒体的公信力。远的不说，光是这次毒奶事件，一个漂亮的开头，越往后带给人们的失望越大——原来是瞒报了好几个月的事件、原来是奶制品行业的潜规则…………原来中央台可以报道的内容，地方媒体不可以随便报道，原来事件爆出来一段时间以后，“上面”又悄然给了压力，于是媒体报道中的反思、追问悄无声息地流产。这些，难道还不足以让民众，至少是一部分民众，产生对电视、报纸的不信任吗？然后，很多人不是都开始上网寻找相关的信息吗？而这种民众对媒体提出的要求，今天可能被压抑一时，但我不相信这在网络时代还能够长期地维持下去。所以，网络、民众、传统媒体，以及中央政策这些元素之间，是互动的关系，可能中央很强势，但谁能在1974年预料到三年后的变天？

而中国与周遭的国际环境也是互动的。前面提到过，北京想玩的新威权主义，早就不是新鲜东西，是人家李光耀玩剩下的。那咱们看看新加坡现在在做什么？今年上半年，李显龙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新加坡将逐步有限度地放开对互联网的管制。See? OK，你可以说这或许只是一个姿态，但是，试想一下温家宝说：“我们将会逐步有限度地放开对互联网的管制。”——这句话的意义，恐怕不只是“姿态”，而是一个“讯息”，因为至少他要承认现有的管制，才能摆姿态说，将要逐步放宽管制！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啥？官方哪次不是否认政府对异见信息的打压？哪次不是信誓旦旦地对老外说，中国人民拥有自由的网络言论空间？所以，周遭的世界也在变啦，老李是聪明人，小李系出名门，起码这个“姿态”就摆得比温总上回在美国接受采访的时候高明多了。北京中南海里不是养着一群饭桶，他们也会学的。

以上，简单潦草地说说今天讲座的感受。

【转载】龍應台——寫香港史的台灣人

【明報專訊】龍應台在港大沙灣徑的宿舍對出是一片大海，她說，四年半前，是這一片大海的呼喚，叫她留下。留下來，很容易就對此地的這人那事產生各種各樣的感情瓜葛。○三七一六四西九天星皇后，有人說，她以一個文化祖母的姿態，發出了直搗人心的連篇話語。她說，她很能夠感應歷史。
最近香港大學藉「孔慶熒及梁巧玲慈善基金」之捐贈，成立「孔梁巧玲傑出人文學者」計劃，破格為龍應台在深嚴的學術體制下，成功開設「龍應台寫作室」。「受薪寫作我還是第一次」，她笑說。龍應台在寫香港史，一個台灣人。馬家輝給她一錘定音﹕龍應台正在變成香港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
這一夜，他們談到個人自身與中台港的種種。
龍：龍應台
馬：馬家輝

一
鳳頭鸚鵡很吵，但美
馬﹕你來香港前，我寫文章勸告叫你不要來。我看見外來學者一方面可過預期快樂安逸的生活，拿到不少資源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本身的學術和人文戰鬥力卻削弱了。我也擔心台灣少了一個有戰鬥力的人。
後來你來了，很快看到你戰鬥力的爆發，不僅在香港，也拉回到台灣，而台灣與香港又拉得更近了。你在香港找到新的戰場，我非常高興，於是寫了第二篇文章，說看見了龍應台的示範作用——一個外來的知識分子如何介入香港。然後，這兩年你好像又再向前了一步，那次港大演講你打趣說要做香港人；還有最近「人文港大」計劃中那份視野和遠景，如果我再寫文章，我會說龍應台正在變成香港不可分割的部分。你在○三七一後到港，之後每年參加七一遊行和六四晚會，六年來，你跟香港的關係亦有調整，是你預期當中？

龍﹕在我跟馬英九政府工作四年之後，我堅決要離開台灣政治圈，選擇來港一年，很明確是為了補課。被稱為華文世界的知識分子，我對香港完全無知。那一年我在城大上課，一年期滿，陳婉瑩邀請我到港大，到沙灣徑她的家突然看見一片大海，我就想﹕啊，我願意。到今天我家牆上都沒有掛畫，因為總覺得馬上就要走

馬﹕還是一種流離。

龍﹕對。港大的傢具很醜很破爛，我用了三年。後來孩子來了，孩子在哪，哪就是家。所以我跟香港有種好奇怪的緣分，一年一年的留下來。
這次港大柏立基書院的寫作室有兩小陽台，看到維港，陽台下面是一片熱帶的綠色，往下看時我發現兩個念頭﹕第一，很想找鳳頭鸚鵡。牠們很吵而且破壞樹木，我愛上牠們，覺得很美；第二，想到中國近代史中一波一波的南來文人，我問自己，是不是已經進入歷史？
我想是所謂物以類聚，什麼光出什麼蛾。我跟香港是比較難解釋。第一我是外來的人，與香港有距離。第二我對歷史非常投入，一來到就跟香港的歷史接上，無時無刻不自覺在歷史的通道上。譬如在上環看見老婆婆在堆很重很高的紙箱，馬上知道她是三十年代，或是一九四九年來，然後她的歷程，我基本上都知道。

馬﹕香港有很多地方讓人突然爆發一種歷史感。每次經過港澳碼頭對面的招商局，我都跟女兒說到盛宣懷、李鴻章，以致整個清末情。阿城每次來香港都說，香港人真像清朝，有很多規矩，但香港本身很容易提供豐富歷史的塑材。

龍﹕香港是個活的博物館，但生活在裏頭的人對於她的歷史多層次，不太清楚，或太忙錄，落差很大。

馬﹕那就是有個空間去召喚龍應台，啟動大家的人文歷史感。令到從一個招牌，可以感覺到整個歷史的脈絡，現代化的進程，從清末一直模索，什麼的社會結構制度環境，那個模索，到現在都還未結束。

龍﹕不但未結束，還很悠長。你看九七以後的香港跟大國崛起的關係，在中國追求現代化進程裏，現在這個小島香港跟中國的關係，又是一個新的方式。

二
寫作室，不是會生蛋的雞
馬﹕身在何處，自然會與社會產生意義。二○○五年你寫了一篇題為〈期待人文港大〉的文章，後來「人文港大」進入了港大的議程，到今次有「接觸人文學者」的項目，你在人文港大的藍圖中扮演了什麼位置？

龍﹕二○○五年的文章流傳很廣，不久後港大成立「港大人文基金」。有一件事蠻感動，我看過孔家孔慶熒先生的歷史，都是白手興家的人，所以，說香港人很現實，又有那麼多人捐錢給長期教育，那又是香港的另一面。

馬﹕遊行捐錢香港都走在全世界前面，香港人是熱情的，但太現實，只用在刀口之上。從這個角度看，「人文港大」其實呼喚了心中的浪漫理想，龍應台，捐一塊有一百塊的人文效益，投資回報高啊。這個project有什麼items？

龍﹕是無法用一句話論斷香港人。你說的熱情香港人不缺，我也寫過，缺的是表達的習慣，因為不太表達被說成冷漠，在大的歷史結構中也無法突破。香港人缺歷史感，但這跟殖民歷史有關。香港其實不缺文化，廣東話的語言文化很強，但有文化誤區，以為把世上最昂貴的國外文化表演東西放進來就有文化，而不是想如何在本土培養。所以，很複雜。
義務上，我一年開一堂課，還有寫書。第一本寫一九四九，我借這裏呼籲﹕有父親的自傳日記或照片，可送來給我。書預計明年六月寫完。另一部是HKU Story，我會帶十個學生編這本書。香港大學有一百年歷史，可以此作放大鏡看後面的香港史，繼而是中國的近代史。

馬﹕有句刻薄話，說香港大學培訓漢奸，也包括生產AO，跟港英殖民分子合作，怎樣以華制華，這部分會是HKU Story嗎？

龍﹕歷史是攤開的書，港大還有其他故事，如英軍服務團也是港大教授成立，港大本身是個縮影，由滿清弱年成立的大學，歷經省港大罷工後再過來，本身長大的歷史就是中國近代史。

馬﹕還有沙龍，這幾年很多大學都有沙龍，會在龍應台的家搞嗎？上一回你開沙龍談兩岸三地的媒體，兩岸三地很多人自費來，開過眼界以後，更令人期待。那麼計劃包括教書出版和搞沙龍，三年後請其他人「基金」有沒有計劃？港大有沒有要弄效果為本的驗收制度？不知你要如何抵抗。

龍﹕香港有各種孤立的能量，不像北京台北，有個公共知識分子或文人社會圈，我們希望可推出沙龍，仍在討論中，要成功不容易。至於三年之後，「基金」未有計劃。
整個計劃其實可見港大在摸索人文方面的貢獻。我不願意做教授，他們叫我寫履歷表，我說我不要。港大為了可在體制內容納我這條不一樣的魚，人事制度上作出突破，背後有很多鴨子划水的動作。
有一個認識很重要﹕不要把學者當做會生蛋的雞。教授身分是一個封建系統，要人文教授接受各種科學的要求被量化，本身就有問題。台灣在這方面已突破一段時間，你可以走創作的路，也承認你是教授。如果要不把學校當成職業培訓所，要有所謂的身教、人格的陶養，就要有一些人可以讓學生跟你接觸，散步和在晚上喝酒討論，從而得到在課堂裏得不到的東西。在柏立基我會有辦公時間，辦公時間內門是打開的，人人都可走進來。

馬﹕港大今次是很有勇氣。學術系統不應該是唯一，回頭看梁啟超寫的所有東西，都有impact，如果錢穆今天來申請當港大教授，第一關就被丟掉了——「你無PhD呀」。

三
台港獨立，合起來統一
馬﹕香港這六年走過○三七一，經濟起起落落，爭取民主觸礁，本土行動……你對香港的轉變有什麼最深刻的？

龍﹕一方面是挫折。作為一個台灣人，經過白色恐怖，壓迫，爭取，奮鬥，抵抗國民黨的時代，會特別看到香港公民的素質之高，如果香港有民主制度，會比台灣走得要好很多。但五年半來在爭取民主的路上原地踏步，最近的選舉我都不太有熱情去關注。可同時也樂觀和開心，看見一種本土意識的茁壯，公民力量在組織上成長。
二○○三年剛來有西九討論，後來在一個論壇我目睹香港文化力量的分散。○三至今，這方面有很大進步，尤其年輕人。所以，有挫折，也看到進步，整體而言覺得惋惜。香港人，包括在政府裏的，很多有理想有衝勁的人，假如可以更勇敢更敢想像，香港可以在華文世界，尤其面向中國，跟台灣，更可發揮作為支點作用的地方。
特別希望新一代年輕人可站在前人的肩頭上，對人文歷史掌握到一個深度，以香港出發的本土思想家介入中國。

馬﹕中間需要時間培養。我發現每五年有一個新的世代，每隔幾年會出現一次「什麼是文化」，「什麼是公共知識分子」的討論，因為這代人在之前還未懂，循環大概是五年。

龍﹕還有，香港人有一種安靜的力量，外人不太理解。每年六四看見很多年輕人，那時他們還未出生哪。很多中年人，醫生、律師，夫妻二人，安靜的去，不說話，不管你台上什麼宣言。老人家很多單獨去，很感動。二十年了，全世界都沒有。

馬﹕你說香港人如果勇敢一點可以作為中台的支點，我想到馬英九上台後，香港特區政府對台灣開始開放，包括考慮有高層官員去台灣，港台交流這部分你如何看？

龍﹕香港跟台灣的關係冷淡很不正常，如果考慮兩地平衡的歷史，台港應是姐妹市。一九四九年有兩百萬人經香港到台灣，然後有一百五十萬人來了香港，我是很晚才意識這件事，我問學校裏很多教授，一問之下他們的父母親不就像是台灣的外省人？歷史發展的源流完全是姐妹，本應密切，疏遠是人造的。台港文化一直互為影響，北京的態度改了，政府政策，AO們如果永遠在既定的框框裏動的話，什麼結果都好有限，我不會太興奮。中央不會給出一條線，只給一個眼神，香港人可以多一點想像多一點歷史感多一點對未來的大膽能量，因為香港與台灣可以互補。台灣跟香港應該一起獨立，然後兩邊合起來統一，互補變成一國，因為香港之強正是台灣之弱，台灣之強也是香港之弱，與台灣更深刻的交流只會讓香港的文化體制更好，一個更活潑更有想像力的香港對北京來說是好事。

什麼人問？
馬家輝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助理主任，作家，資深傳媒人，年輕時在台灣受教育，專欄文章見本報及其他報章。

什麼人答？
龍應台
台灣著名文化人及公共知識分子，著有《野火集》，在台灣社會民主化歷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曾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

文 整理 黎佩芬
圖 林振東
編輯 梁詠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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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报新闻网
2008年10月12日

關於國慶的扯淡

十一將至。

『國慶』貌似是個理應『舉國歡慶』的日子——可不嘛？一連七天的長假，只要不是給無良老板打工的可憐人，或是正經領著節假日三薪的加班人，基本都能好好歇歇、玩玩。屆時報紙電視上也必少不了『歡度國慶』的報導——只不過，大夥兒到底是歡度國慶呢，還是歡度假期，便無人深究。

南週的菜菜同學本著廣撒網、多撈魚的原則，真誠地向大家徵集感言：
1，你為國家做了什麼
2，國家為你做了什麼
3，你還能為國家做什麼
4，國家還能為你做什麼

看著信箱裡躺著的這四條大哉問，我傻眼了很久，腦子裡空空如也。最後只好厚著臉皮回信問：我可以選擇不回答這些問題嗎？於是菜菜便揮舞起菜刀要來剁我這坨無尾熊了……T__T

其實這四個問題就是把『國家』和『政府』兩個概念攪在一起煮八寶粥。譬如說，那些來自政策的『惠民之舉』，那也是政府的政策，古已有之（參見咱們歷朝歷代的休養生息政策），它與『國家機器』有關，而不與『國家』這個遲至近代才誕生的概念有關。因此我們會說，『政府派糖』或『港府派糖』，而不會說『中國派糖』、『香港派糖』。所以何來『國家能為我 / 還能為我做什么』？ 再者說了，古時候天子與民休息，大家只會稱頌『圣上/明君體恤百姓』，而不會稱頌『大漢/大唐/大清體恤百姓』，可見早在還沒有近代民族國家這個概念的時候，大夥兒也還挺能分得清『家國』與『執政者』的～

在香港，『我能為香港做些什麼』跟『政府能為我做些什麼』是兩個涇渭分明的問題。我們不會問『我能為政府做些什麼』，或『香港能為我做些什麼』。

因此，我杯葛這種混淆概念的提問，順便杯葛一下菜菜向我頭上砍來的菜刀～～
XD

投票归来赫然看见什锦八宝饭

9月7日香港立法会选举投票。

9月8日，选举结果清晨刚刚揭盅，当晚的几个中文媒体同时报道了关于“什锦八宝粉丝圈”这个网站。

凤凰资讯台的“华文大直播”里请来一个大陆评论员做嘉宾，前半截儿讲得挺好，提到本届政府的务实亲民作风得到民众认可，逐渐宽松的言论管制让“涛哥”、“宝宝”这类昵称得以生存，同时大陆两亿多的网民群体带来“粉丝圈”这种现象；但是后边就露出了半截儿狐狸尾巴，说什么“在网络时代，‘粉丝圈’是在自由批判存在的前提下出现的赞誉”，“透过网络，民众得以亲身接触政治”云云。前头分明才说过，有人试图将“什锦八宝饭”注册为商标或网站均遭失败，直至人民网得上谕，方有官方网站一说，这算什么“自由”？更遑论“批判”——人民网、新浪这些货色怎么后台审核网友留言的，是你真不知道呢，还是拿人当傻子呢？既然所谓的“自由批判”前提根本不存在，那么这些“赞誉”的分量究竟值几个钱，此中折扣，还是得掂量掂量。至于说“亲身接触政治”……这种冷笑话还是少讲为好吧？“超级女声”的“玉米”、“凉粉”，人家好歹还手握一票呢，请问我吃什锦饭或是八宝饭，是要饭票呢，还是粮票？？

zz梁文道﹕陳水扁老師的啟蒙課

【明報專訊】原來陳水扁還是個老師，意外地給所有中國人上了一堂啟蒙課。

自從他匯款瑞士案曝光以來，天天都有新消息，日日都有新發展，情節比電影還要好看。他的死忠支持者要不是改弦易轍大呼上當，就是痛心疾首垂頭喪氣。最可圈可點的，是其前度親信，現任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的一席話﹕「原來過去傳聞證實是真的，……大家太信賴阿扁的權威及權力，將一切都交給阿扁，放棄了自己思考、判斷的能力。導致一個人的錯誤，造成民進黨的危機。」

陳水扁支持者的思考盲點
過去那麼多年，陳水扁政府有過那麼多弊案傳聞，為什麼蔡英文和民進黨的支持者全都沒起過半點疑心？難道就真的是因為大家都太信任他嗎？他們之所以「放棄了自己思考、判斷的能力」，與其說是陳水扁太有權威太具魅力，倒不如說是一連串更寬廣的基礎因素。這裏頭或許有同坐一條船的黨性作用，或許有外人不可察的共犯關聯；更重要的，可能是種思考方式的盲點。

正如台灣評論家南方朔先生所說的，在民進黨執政的8年裏，台灣社會已經被一道軸線切割為兩半了，你要不是愛台灣，要不就是不愛台灣；支持陳水扁就是愛台灣的表現，而反對陳水扁自然就是不愛台灣的明證了。這條軸線的成立，不只是陳水扁個人的功勞，甚至也不只是其核心團隊的責任，它還是一種建基在「本土主義」的民粹情緒。陳水扁團隊所起的作用，無非是把恐共的情結、日益狹隘的本土化傾向，和各路媒體的商業操作，一一扣連起來罷了。

「愛台灣」不只是民進黨政府的旗幟，還是許多「地下電台」的招牌。聽過那些電台節目的人，都曉得他們討論問題的模式。任何對於政府的批評與質疑，哪怕是多麼局部的問題，都會輕易地被人扣上帽子，覺得那是藍營的偏見甚至陰謀，而提出這些意見的人則一定是藍營的同路人；藍營的人都不愛台灣，他們愛的是中共，他們根本是一群台奸；所以他們一切挑戰和疑問背後的真正目的就是出賣台灣。

在這樣的輿論氣候當中，所有問題都被移形換影地替置成「愛不愛台灣」，「是不是台奸」的偽議題。你覺得「三一九」槍擊案還沒查清楚？那麼你一定是不愛台灣。你覺得扁嫂吳淑珍既然收到傳訊，就該好好上庭受審？那麼你一定就是巴不得台灣滅亡。有些商人甚至只是指出政府經濟政策紊亂，都會被人懷疑他們是不是被中共收買了。於是提出任何一個問題，提問者都得先澄清自己的忠誠；任何一個批評，都像打在棉花堆上的拳頭。於是社會論述變得愈來愈空洞，宛如一片沙漠。論述沒有寸進，社會又怎能不空轉呢？

教訓：切勿凡事皆變成愛國之爭
這些人為什麼會「放棄了自己思考、判斷的能力」？其實他們並沒有放棄，他們只不過是把一切問題都思考成了一個問題，把所有判斷都變成一種價值的判斷。這才是大部分陳水扁支持者的病灶。

回過頭看，近年大陸的民間輿情難道不也表現出了類似的傾向嗎？一道切割社會的軸線正在隱約成形，你不是落在「左憤」(左派憤青)那邊，就是落在「右憤」(右派憤青)那邊。且不說特別敏感的政治話題，有時候就連「范美忠老師遇震先逃」這麼單純的社會現象，就連某條河道污染治理這麼實際的環境問題，都能在網絡上演化出愛不愛國的抽象爭論。彷彿只要你有一點不同意見，你就是在用外國傳媒的角度看事情，你就是洋奴，你就是不愛國了。反過來說，如果你贊成政府的某項政策，你就是被洗腦的憤青。在這種環境底下想要客觀地探討一些東西，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如果把所有問題都上升到很高層次的愛國之爭，那麼還有什麼事情好談呢？如果所有議題都被簡化成一個議題，那麼大家又能學到什麼？又能怎樣利用「自己思考、判斷的能力」呢？

梁文道
文化評論人

来源：明报新闻网

『在醬油的餃子』——奧運媒體村丟人翻譯

http://hk.youtube.com/watch?v=wTFY1yRxt20
昨晚TVB的新聞
沒有找到文字版
估計不少人在大陸看不了youtube
我把那段視頻的字幕抄出來如下：

中文菜名的英文翻譯，過往鬧出不少笑話奧運媒體村情況又如何？記者方東昇帶大家去看看

奧運媒體村餐廳除了提供中式、西式和日式餐飲還有地中海特色
這款又是什么『式』呢？

（畫面：藍底白字的菜牌，有法、英、中三語，英文是Har Gow Dumplings in Soy Sauce）
中文翻譯是『在醬油的餃子』看看原本的英文名——其實是蝦餃

（畫面：藍底白字的菜牌，有法、英、中三語，英文是Stir Fried Mixed Vegetables）
至于這款就叫『混亂油煎的混雜的菜』名字很混亂，原來是炒雜菜

負責提供餐飲的美國公司亦認為譯名有問題
但不清楚是誰改的

（畫面：愛瑪客餐飲部主管莊昭雲接受采訪）
『東方人看見會覺得很奇怪，應該叫「雜菜」才對。但改不改、何時改，我也不清楚』

（畫面：記者方東昇）
『我們過了幾天後再來看看，發現「在醬油的餃子」和「混亂油煎的混雜的菜」仍在這裡。另外又發現其他特別的譯名，例如「被分類的麺包」。』
（畫面：藍底白字菜牌，英文是Assorted B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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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看到這條新聞的時候我當場就抓狂了。。。。。
北京懂中文的人都死光了嗎！！？

【明報】執法者成京奧隱憂

【明報專訊】奧運尚未開幕，不足一個月內發生香港記者被拒入境、非法沒收記者相機卡及使用暴力等事件，令許多駐京記者都擔心自身安全。7月1日，《蘋果日報》記者蔡元貴持回鄉證赴北京採訪，在首都機場被公安以《國家安全法》攔截入境，並沒收回鄉證件。

7月11日，《明報》駐京記者採訪「華夏現貨交易所巨款詐騙案」，北京西城區公安動粗搶走記者的相機，至今拒絕歸還相機的記憶卡。

7月24日晚，香港NOW新聞台記者採訪奧運門票售賣混亂場面，被北京公安扣留；昨日上午，北京公安對香港記者的暴力行動達至高峰……

昨日本報駐京記者不斷接到境外同行來電，許多外國駐京記者都趕赴現場採訪。衝突過後，中外記者在售票現場採訪仍受諸多限制，本報記者採訪排隊群眾，警員即貼身跟隨，不時警告記者返回臨時記者區。北京奧運賽區安保總指揮、市公安局長馬振川昨日對事件表示關注，但稱仍需了解。據悉，馬振川早前在北京公安系統電話會談及西城區公安對本報記者動粗一事，僅表示基層公安未來跟境外記者打交道時要注意手法。

長期研究內地上訪者權益的北京民間維權學者張行健，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透露，馬振川在2006年談及警察質素時曾表示，公安幹警尤其是刑偵人員，一定要戒掉「痞氣」。「兩年過去了，這種痞氣未戒除，反『昇華』為匪氣。」他認為，保安壓力絕對不是公安肆意向記者動粗的借口，若不及時糾正，未來真正威害北京奧運安全的不是疆獨、藏獨、法輪功或上訪者，恰恰是這些低質素的、打著保衛奧運旗號的北京公安。

zz北京公安毆打港記

北京公安毆打港記
阻拍攝奧運售票混亂
叉頸扣喉推撞

【明報專訊】北京奧運會最後一批門票昨天開售，在朝陽區的奧林匹克中心區售票亭排隊等候兩日兩夜的3萬多民眾鼓譟起哄，秩序混亂，十多名香港記者採訪期間，遭數十名公安使用暴力阻止，有線電視記者羅暉翔遭公安至少兩次叉頸扣喉，推倒在地受傷；無線視台攝影器材被毀；《南華早報》記者王智強被指踢傷公安，帶走調查。本港新聞界對事件感到震驚及憤怒，認為事件影響新聞自由，質疑北京當局違反自由採訪奧運的承諾。

本港記者與北京公安的衝突發生於昨日下午。一名電子媒體記者講述衝突經過，混亂始於NOW電視新聞台的一名攝影師站在梯子上拍攝時，被公安從高處推下，混亂中攝影機碰撞其中一名公安頭部，《南華早報》攝影記者王智強趨前拍照時，遭被撞頭部的公安推撞，多名公安把王智強團團圍，有公安更從後一手叉王的頸部，將王智強身體按低至90度彎曲，王在混亂中亦踢傷一名公安。他事後被公安帶走調查，被扣留約6小時後獲釋放。他表示，公安將他扣留在售票亭附近一個辦公室，其間曾被要求跪低及蹲下，但並未受武力對待，攝影器材亦未被沒收。王稱暫時未知會否被起訴，但他在北京期間需每天向警方報到。王並非北京奧運的註冊記者，他計劃於下周二回港。

曾蔭權稱關注 港府聯絡港澳辦求助
有線電視記者羅暉翔於事發現場附近採訪，同樣遭多名公安拉扯，又被對方叉頸扣喉。多名現場目擊衝突的記者表示，公安並未口頭勸籲記者離開，一見記者即又拉又推，3至4個公安對付1個記者，強行驅趕至臨時管制區外。

據悉，香港特區政府於事發後，立即聯絡國務院港澳辦及北京奧組委新聞辦，要求協助調停，爭取盡早釋放《南早》的記者。據悉，有「調停人」建議《南早》記者探望受傷公安，平息事件。特首曾蔭權在遼寧省訪問時亦表示關注事件，指已向內地有關單位反映特區政府意見，他表示，「很支持香港記者在北京奧運期間進行正常採訪。」

《南早》記者事後向受傷公安致歉
官方新華社事後發稿稱，為防止發生擁擠踩踏事件，北京警方採取臨時管制措施。王智強進入臨時管制區域拍照，經勸導下拒絕離開，並用腳踢中公安張某襠部，致使張某受傷，遭公安帶離現場接受調查。王某承認用腳踢踹民警。報道指經醫院初步診斷後，張某睾丸受傷，需留院觀察。事後王智強與《南早》北京分社負責人一起，帶鮮花到醫院探望被王踢傷的民警張玉柱，並向他道歉。不過，南華早報的聲明則指，王智強無意碰傷一位警員，其後已向受傷公安致歉。
就事件與北京許下的奧運採訪自由承諾是否相符問題，本報記者昨日致電並傳真，向北京市公安局查詢，但至今晨截稿時未獲回覆。

香港記者協會、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均對事件表示震驚、憤慨，並譴責有關人員。記協表示，公安干預新聞採訪隨奧運逼近而愈見頻密及嚴重，反映北京收緊採訪自由。《南華早報》、有線電視及無電視均表示會跟進事件。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港區人大代表鄭耀棠表示，會了解及跟進本港記者被毆打及叉頸事件。

zz 鄧志新：「五毛黨」之現形記

【明報專訊】2008年6月26日

「在網絡上，沒有人知道你是一條狗」，這句源自互聯網時代石器時代的名言，似乎已經被證偽了。若論及網絡的身分「匿名性」，如今強大的人肉搜索引擎一旦被發動，個人隱私毫無抵禦的餘地；若認定網絡的發言「因身分平等而人微言輕」，近看韓國民眾抗議進口美國牛肉愈演愈烈，並掀翻了新的內閣政府，事件緣於一群高中生發起的抗議運動，並被眾多公民記者實時播報，最後演變成「Web 2.0大抗議」運動。韓國總統李明博也從中汲取教訓，新設網絡秘書一職專門監控網絡負面消息，以便及時作出官方回應。確實，當互聯網「電子廣場」隨時都可能上演示威抗議行動之時，任何政府都不敢掉以輕心。

無獨有偶，近日國家主席胡錦濤視察《人民日報》報社，在人民網強國論壇與網友交流，他把互聯網形容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會輿論的放大器」，認為政府需要通過互聯網來了解民情、匯聚民智，高度重視互聯網的建設、運用、管理，「加強主流媒體建設和新興媒體建設，形成輿論引導新格局」。

國家元首第一次嘗試與普通網民進行直接、平等的在線交流，立刻獲得掌聲雷動；不過很多網友倒沒有因為一時的「幸福」而昏了頭，人肉搜索引擎立刻開動了：誰能有幸與胡總第一個對話「胡總，您平時上網嗎？」？——網友「大好河山美如畫」也。搜索「大好河山美如畫」 在強國論壇的每次活動，結論是這個ID是每當有領導來論壇參與訪談，他／她就積極搶問一些無傷大雅的問題，而在其他時候都是潛水員。

這個戲劇性的發現，立刻被指證為「五毛黨」之現形記，也就是最近全國各地積極組建的網絡評論員——傳說他們以普通網友身分在網絡每一個「積極引導輿論」的發帖可獲「五毛錢」報酬，「五毛黨」因此而得名。有人戲云：看來如今江湖上 「黨派林立」，什麼地下黨、砍手黨或撞車黨，現在還有五毛黨。雖然無從考證「五毛黨」發帖的報酬究竟是從什麼來源支付，是否隨通貨膨脹而提高，但是人們普遍相信，只要上級領導重視，沒有什麼事情辦不到的。

五毛黨的日益壯大，這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網絡輿論生態。搶佔輿論風向有迫切性，這不難理解，更值得憂慮的是政府「管理」之手是否有邊界。譬如最近共青團廣東省委宣布準備與騰訊公司合作，嘗試通過QQ這個國內市場佔有率普及率達八成的IM平台，實現對志願者、流動團員的管理服務。中國的網絡公司面對政府要求，向來「不設防」，如此密切合作更令人堪憂——用戶倘若沒有辦法保護個人資料，表達的空間以及在網絡上的所有活動都更可能受限制。

录音下载：第六届中国互联网研究年会

这两天去这个年会听了两天的presentation和圆桌讨论
今天的部分内容有录音，现在放出来供大家下载

今天下午内容比较精彩，推荐如下：（下载文件编号为：06，07，08，09，10，12）

● （英文，对应文件下载编号为06）第八节讨论：互联网、西××藏××、××奥××运××、地震与s..e..x与博客作者宋以朗和毛向辉对话主持人：Jeremy Goldkorn，Danwei.org创始人

第九节博客与网上话语（第一场）主持人：Rebecca MacKinnon, 前CNN资深记者，现任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助理教授讲者：
● （英文，对应文件下载编号为07）Jiang Min，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夏洛特分校传播研究系助理教授，《中國的公××共××討××論： 权威性的讨论》
● （中文，对应文件下载编号为08）萧×××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客座教授，《网××上×××民×意××的涌×××现及其××政×××治××影响》
● （英文，对应文件下载编号为09）Ashley Esraey，美国Middlebury大学助理教授，《华人博客的××政×××治×××话语》
● （英文，对应文件下载编号为10）主持人Rebecca MacKinnon点评本节发言

● （中文，对应文件下载编号为12）第十节中國記者和博客圆桌会议：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新闻业
主持人：钱钢，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
中国记者和博客︰
胡泳（北京大学副教授）
李永刚（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助理主任）
宋铮（天涯社区总编辑）
张东生（腾讯网专题评论部主编）
翟明磊（一报总编辑）
（本节讨论最后还有《南都周刊》的一个姓陈的编辑、《南方都市报》评论版编辑邓志新以及《新京报》的熊培云参与）
×××××××××××××××××××××××××××××××××××××××××××××
其他几段录音分别为：

第七节法律、法规与管治
主持人：余家明，美国Drake大学法学院教授，总监
讨论成员：Doreen Weisenhaus,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传媒法项目主任，助理教授
● （英文，有很重的法国腔，对应下载编号为01）Olivier Arifon，Robert Schuman大学助理教授，法国Strasbourg犯罪研究所，《互聯網法規——到底是一種技術的、規範的還是文化的概念——歐洲和中國的比較研究》
● （英文，对应下载编号为02）Duncan Clark，BDA咨询公司主席，《中国政府与网上视频——是WeTube而非YouTube？ 》
● （英文，对应下载编号为03）Johan Lagerkvist，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論中國法律的合法性——以黑網吧為例》
● （英文，对应下载编号为04）张善喻，香港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神话与现实——中国网民拥有太多还是太少的自由？ 》
● （英文，对应下载编号为05）本节点评

第九节博客与网上话语（第二场）主持人：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 （英文，对应下载编号为11）许琼文，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助理教授，《中国的博客在写什么——对中国点击率前100名的博客的调研》×××××××××××××××××××××××××××××××××××××××××××××
其他相关信息请参阅本次年会官网http://www.circ.asia/

年会简介
此次研会的主题是“中国和互联网：神话与现实，”旨在辨析中国互联网现状的假象和现实。 互联网给中国带来更多的民主吗？互联网上有言论自由吗？互联网是否促进了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的整合？中国人真的只把互联网当作娱乐工具吗？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开始飞速增长。 至 2007年9月，中国网民总数突破1亿7千2百万，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同时，中国的手机用户达到5亿2千3百万，居世界首位。中国互联网研究年会 （CIRC）将汇聚世界各地的知名学者、政策分析家、企业领导、新闻工作者和法律界人士，共同探讨中国互联网的变化和发展。年会今年首次在中国香港举行，恰逢全球瞩目的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此次会议将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制度层面来探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我们相信这次研讨定会吸引对中国互联网发展有所研究的各界同仁。大会将提供英语和普通话同声传译。同时，大会将特别介绍最前沿的实证研究成果，以及对华文世界信息技术的定性研究和批判研究成果。××××××××××××××××××××××××××××××××××××××××××

下面是下载编号及下载链接：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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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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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贺卫方: 抗议权与意识形态

最近这些年，在我国的不少地方都可以看到一些针对政府的抗议活动。例如厦门市民用集体"散步"的方式抗议一家政府批准一家化工企业在市区建厂。一些地方的失土农民到政府门前静坐示威。还有某个城市的出租车司机集体停运以表达他们对于政府管理制度的不满。虽然在中国法律中，在未经公安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游行示威属于违法，宪法里也没有罢工权，不过，那些变相的游行以及实际的罢工却难以绳之以法，这多少是由于"法不责众"的原因。

但是，在涉及到国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一些根本观念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却没有多少变化，那就是，任何对于政府的抗议，都会被用一种敌对或者"冷战"思维作出解读。这种政治哲学的基础在于设定了一种能够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群体，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政府也就顺理成章地具有了先验的正当性。如果民众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政府决策的损害，那样的感觉并不是真实的；相反，所谓损害其实恰好是为了你的根本利益。

意见表达需要民主平台
不过，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化，这种政治哲学已经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了。今天的社会越来越趋向多元，利益参差，观念歧异，视角不同，所以，某种全体共识的达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决策的时候，由于涉及到利益的分配，那些认为自己利益受损的人们少不了要表达自己的不满。

例如，政府要建设一家工厂，好像有很多的好处，外来投资的增加，就业机会的扩大，GDP增长……但是，如果这样的工厂可能带来污染，直接危及所在地方居民的健康和安全，居民当然要提出质疑甚至出来抗议。怎样的方式是解决这种冲突的有效办法呢？

答曰：民主。让百姓自己决定应当如何决策，当然，风险也由决策者承担。我们需要改变某些相沿已久的观念，没有民主的过程，没有选举、协商、辩论、听证以及抗议等具体环节，那种民主的标榜完全是一种空话。我们需要为这种民主决策提供适当的程序，让不同的利益集团能够参与其中，各展其志，经过充分的审议，最终作出决议。

不少国家的情况表明，议会正是这类决策的最好的平台。为了使得各种意见都能得到表达，游说者们使出浑身解数，合纵连横，极尽摇唇鼓舌之能事；代议士们唇枪舌剑地展开辩论，把不同的利益诉求清晰地展现出来，也把相关决策的利弊得失加以细致的论证。与此同时，通过多种媒体让公众及时准确地了解完整的信息，从而有助于决策的执行。

当然，即便是民主的决策，因为大多情况下依据的是多数决原则，难免损害少数人的利益。这是民主体制下难以完全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通过其他途径让少数人的权利得到尊重，例如言论自由，以及更宽泛的表达自由。这种自由能够让任何人都有机会向公众论证其利益的正当性，展示他们所受到的损害，引发社会观念的改变。

另外，像结社自由能够让弱势者团结起来，游行示威自由可以确保人们表达愤怒的权利。所有这些，都可以逐渐改变一个社会的权利-权力格局，让社会观念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带来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我们看到百年来工人阶级、妇女、有色人种、乃至同性恋者等人群地位的提高，都是依靠这种方式获得的。

政治与民众关系
不过，道理虽然如此，真正实现起来却是相当不易。尤其是在我们这里，经济模式已经越来越多元，但是，意识形态的基本框架还是没有改变，于是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依旧是那种慈父兼命令的形态。于是，最高领导层根本不会承认决策错误，他们是"一贯正确的"；对政府的公开抗议就只能采取某种暗渡陈仓的方式，维权过程中也多采取某些最大限度自我保护的策略，例如揭露地方官员而美言最高领导等等。

但是即便如此，也常常是遭受压制甚至严厉的惩罚。压制的结果只能使得不满愈发强化，对抗日趋激烈，一些最初抱着善意和建设心态的批评者逐渐被推到敌对的一边，最终走向一种不可收拾的结局。

歌德曾经对于庙堂之上的大人先生们提出告诫：政府需要对正义加以细心地维护，要头脑清醒，根据民众的要求适时地改进各种制度，如此一来，社会秩序就能够维护，而不至于陷入动荡之中（参看《歌德谈话录》，杨武能译，浙江文艺2004年版，页21）。

不过，值得我们深究的问题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政府才具有那样的妥协精神？除了民主建设之外，还需要在意识形态、政治法律文化以及体制上作出怎样的努力？毕竟，人类历史上这种不妥协所导致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但是，能够汲取历史教训的国家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多。

(贺卫方，西南政法学院法学学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 现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曾编辑过《比较法研究》和《中外法学》刊物以及《中国法律教育之路》等书。致力于推动中国的法制改革。)

zz反思的必要 (李大同)

(李大同： 1952年出生于中国四川。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工作至今。1995年创办《冰点》专版。2006年1月末，《冰点》被中国当局停刊，李大同被免去主编职务。李大同著有《冰点故事》和《用新闻影响今天》。)

5月12日中国四川发生大地震后，几天内笔者接到多家外国驻华新闻机构的电话咨询，他们共同惊讶的是中国媒体这次对地震灾害的报道，有的外国同行甚至问"是不是从此就开始新闻自由"了。可见灾难伊始，中国媒体报道的快速、公开和透明度达到了"国际标准"，给西方同行留下了深刻印象。
身为中国媒体的一员，笔者当然也赞赏同行们在灾难开始后的表现，但并没有西方媒体同行那样深刻的印象。理由是，纯粹的自然灾难报道，在中国早已不再是一个禁区。在上世纪80年代，灾难报道确实是中国媒体的禁区，那时即便是民航客机失事也不许报道，理由是对"国家形象"有严重损害，其实这也是假话，被封锁的只是中国民众。
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提高，新闻管制部门对纯粹的自然灾难，已经在政治上"脱敏"，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允许媒体报道，这自然也是一种进步。不过，这种进步仍是缓慢的，甚至是畸形的。原因是，当局逐渐将中国媒体的灾难报道，改造成为对"党和政府"歌功颂德和"英雄赞歌"的报道，这导致中国媒体的灾难报道丧失了核心价值，而且始终未能形成成熟的模式。
灾难报道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是反思。任何灾难都会造成人类社会的损失，会对人类社会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然而损失可大可小，威胁可重可轻，关键在于人们是否从一次次灾难中学到了东西，从而有效地弥补制度漏洞、法律阕失和预防措施。若干年前，中国始发一地继而蔓延全国的SARS瘟疫，其导致灾难的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信息的封闭，在于地方官员的瞒报。从此中国开始设立公共卫生事件及时向社会公布的制度，也开始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没有反思便没有进步
这次地震可反思的东西太多了。从已知信息获知，早在10年前，就有科学家严厉指出这次被地震夷为平地的北川县因处于地质断裂带上，决不应该在此建县城，官员对这个警告显然置若罔闻，为什么？这次地震之前，中国和美国科学家都有明确的地震预告，在当今的科学条件下，地震预告当然不可能精确到某天、某地，然而这个预告是地震频发地区，一个世纪内曾有过重大地质灾害，为何不未雨绸缪，加固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处的建筑？这次地震学校崩溃7000多所，死亡孩子数千人，很多学校是粉碎性倒塌，根本没有逃生可能，这些建筑是何人设计、何人施工、何人验收、何以"合格"？
中国已有唐山大地震大批军队开到现场，却一无救灾必要工具、二无专业经验和知识，徒手刨挖废墟其作用于普通百姓无异的教训，此次四川救灾却几乎又重演了这一幕，军人徒然望着废墟下呼救的人束手无策，只能等专业救险人员出手--如果军队必定要承担和平时期的救险任务，那么军队的建制和训练是否相适应？在这次救灾中，军队的通信手段、工程突击、野战医疗和以直升机为主的空中支援力量已看出明显不足，是否应当改进，如何改进？
还有，为什么中国承担慈善救助的半官方组织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严重缺乏社会信任？以往从未见过该组织向社会详细公布社会善款的流向和账目，导致此次赈灾中有企业家独自挨家调查，亲自向灾民发放善款，而社会一致高声要求严密监督数百亿捐款的使用，这表明中国慈善制度和声誉究竟缺失了什么？
是政府没有钱吗？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 改革开放的成果由政府享受的最多，城市居民次之，农民分享的最少。这么多年里，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都远低于GDP的增速。国家有这么多收入并且收入增长这么快，为什么宁愿在政府办公楼和形象工程上花钱，而不是花在学校、职业救援队伍上呢？为什么人民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毫无发言权和控制力呢？可以反思的地方太多了！
可惜好景不长，中国媒体按照职业本能和职业训练在一个星期里的优异表现终于结束了，因为上面"不许刊登反思报道"。刚刚听到，对这次灾难有初步反思的南方报业同仁，已被迫撤出灾区，此前北京的某家中央级报纸，竟然还公开发文批南方报业"居心不良"，夫复何言！于是我们终于又看到那出宣传老戏的上演："把灾难变成庆典，把哀伤变成喜悦，把问责变成感恩，把反思变成赞美，把对生命的珍惜变成对组织的效忠，把对个人善行的感激变成对国家的颂扬"（网友评论）；某著名文人，竟要求灾难中无辜死去儿女悲痛欲绝的父母们不要去向官员问责，以免被"西方反华媒体利用"，无耻到这个地步，令人叹为观止。没有反思，没有依据反思而来的进步，我们就永远不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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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BBC中文網

海報，預計今晚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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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還木有貼出去，我的豆瓣id已然為此掛了～～
我的照片貼在blogspot上 九點抓取了圖片 我就為此掛了 ：
淡雪@週三晚八時，銅鑼灣維園！
该用户已被封禁。
封禁原因：上传违反图片政策的图片 — 停用7天

去年被人撕海報
今年被豆瓣封id
廣場十九歲，我繼續年復一年地等待

致哀莫变民粹！

事情有两面
一面是人道的致哀，另一面却是民粹

2008年5月19日，中国降半旗为四川地震死难者致哀14：28，地震发生整整一周之后的这个时间点，全国默哀，车船鸣笛
远在香港，这所大学平日里不挂任何旗子的Main Building，今天也在房顶旗杆上挂起一面国旗，一面区旗，并且降了半旗。14：28，远远听到窗外山下的轮船鸣笛，汽车鸣号

两天前，当秘鲁宣布5月19日为“全国哀悼日”并将下半旗志哀的新闻被新华社刊出又撤下的时候，大家都憋了一肚子气；昨天，中国政府总算公布举国哀悼的安排，以平民愤。

这一次，政府倾听民众声音并愿意作出响应，这种一改以往高高在上姿态的做法，实在值得赞赏，更不必说，此次政府在救灾过程中表现出的诸多相比以往好太多的作为。但是中央政府的决定却一方面引起部分基层的各种过度附和（如，据说今天大陆几乎所有电视台都在转播震灾新闻，停播一切娱乐节目，还有人呼吁电视台在这三天里都不许播出娱乐节目），另一方面，这种善意的人性的政府决策，竟成为一些人逼迫其他人参与默哀、并对没有停下手中工作默哀的人进行谩骂、人身攻击的“合理化解释”！

无论是电视台为了迎合“道德正确”的民意所作的节目调整，还是民众个人自发对他人行为的限制，其实都是一种将“人性”和“道德”无限上纲的民粹行为。致哀应当是自发自愿的活动。南方周末、新浪等网站今天将首页设为黑白，这是他们自愿的行为，我们可以赞赏这种行为，但却不应以此为标准，来质问当当网为什么不变灰，google为什么还是彩色。同时，致哀活动也不应过度干扰他人。譬如今天香港迪斯尼乐园在14：28的时候所有员工停止工作三分钟，再譬如今天澳门赌场也在14：28分停止赌博活动三分钟，又譬如今天豆瓣网在14：28分的时候所有页面切换成一张白蜡烛的图片，三分钟之后即恢复——他们并没有停业三天以示悼念，但依然足见诚意。

当我们以道德为名，要将自己的理念强加于人，并且丝毫不顾虑可能对别人造成的干扰时，所谓“道德”就已然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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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豆瓣网上一位网友的帖子
2008-05-19 13:27:15 　　来自: Pe.gwka (广州)
　　今天中午打开电视机，发现有线电视所有90几个频道除了部分不开播以外，全部无一例外转播中央一台的地震报道，在我不知道什么回事的时候，终于转到凤凰卫视频道。
页面上公告如下：
各位用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告，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为深切悼念四川汶川大地震的遇难者，有关机构在此期间暂停转播在华有限落地的含娱乐类节目的境外频道。请予理解和配合。
二00八年五月十九日

观火但不隔岸——从奥运火炬传递看香港社会

4月24日，突发奇想。在豆瓣上开了一个同城活动，标题是“观察奥运火炬在港传递”。动机很单纯：当看到巴黎华人怒斥媒体偏颇的时候，当看到王千源和“爱国留学生”隔空交战的时候，当看到CNN主播的评论引来国人横眉怒目的控诉的时候，当看到陈巧文被内地男生用国旗兜头罩下的时候……当我第一次用那么生硬的言语和一位远在美国的老友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是坚定的挺奥运+抵制家乐福派），我觉得很难过，因为谈了三个小时之后，发现我们根本是站在对立的角度，试图用伤害对方最少的方式交谈，而结果，是我没能说服他，他也没能说服我。然而我却忽然发现，我们两人都是在透过“媒体”这层透镜在观察着所有事件，无论是电视、报纸，还是网络论坛。因此我决定亲眼去看，而且暂时把自己的态度和观点摆开，不支持哪一方，也不反对哪一方，纯粹地观察。当然我不能宣称这样我就是中立的，因为我还是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因此我的描述和评论也就无可避免地将要带上我的价值评判——但是，起码我是在评判一些真实展现在我眼前的事实，而不是经过摄影师剪辑或经过别人描述出来的场景。

没想到，10天之内，就有两百多人关注这个活动，有志愿贡献假期时间来协助我现场连线报道的，有发消息问我到时怎么碰头一起去看火炬的，有提供饭否及twitter空间发布消息的……当然更多的还是鼓励和关心，让我不要靠得太近，注意人身安全。很感动，也就愈发期待2号当天的活动。

根据收集到的信息，我最后决定在“弥敦道——维多利亚公园——立法会”这三个点观察5月2日的香港。弥敦道是火炬传送起点附近，且靠近当天支联会准备发起抗议活动的地点；维多利亚公园是香港传统的集会抗议地点，这次火炬传递路线远远避开此处；立法会是火炬传递最后一段路程中的一站，但不是终点。之所以不选起点和终点，我的考虑是，这两处是最重头的show time，必定是万全保安，和谐无比。如果只是想看和谐画面，那么坐在家里看电视直播就好了，反正这次只有官方提供的直播画面，不允许各家电视台跟着火炬车全程拍摄。而且，立法会是香港这个城市的政治心脏，想必会有些看头。结果证实，头尾两处都给我逮到了精彩画面，弥敦道的支联会游行和立法会前陈巧文扯旗抗议，只有维多利亚公园那站失算，一片鸟语花香，阿伯阿婆坐在树下乘凉。

同去的蘑菇MM后来说，她被弥敦道的游行场面吓到了，因为第一次在途人的叫骂声中跟着游行队伍走过闹市，只能强作镇定地无视周围慷慨激昂声泪俱下的民众。我不知道是不是该庆幸自己运气好，从2006年台北街头的倒扁游行，到这两年香港街头的七一、撑普选游行，我这是非篓子每次都屁颠儿屁颠儿地凑着热闹，而每次都能平平顺顺地回来，几乎从没遇见过暴力相向的场景（除了06年9月9日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上，看见过一个深绿的主播在现场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被周围的蓝色民众喝骂，当时有一些推撞）。港台的市民早已习惯了不同于己的声音在大街上示威，也加习惯了政治性的游行，而且警方更是经验丰富，知道怎样使用非暴力的方式隔离针锋相对的民众，避免发生肢体冲突。所以，在香港和台北，我一点都不怕，我敢尽量贴近地跟随着激进人士的队伍行走、拍照，唯一碍手碍脚的，只是那些神经紧绷的执勤警员而已。市民不是暴民，即使是这次红衫人群指着橙色队伍激动地斥骂，也未见拳脚相向的镜头，警方的劝谕，双方都是听得的。在我看来，这已经是十分可贵的现象了，因为警方明确自己的职权，能够熟练地保护双方民众（而不是殴打驱散！）；示威者想必是早就预料到将会遭遇这样的场景，因此保持最大的克制，用微笑来应对谩骂；而即使是群情激昂的红衫民众，也都能听从警方劝谕，不会激烈到冲进游行队伍挥拳踢腿——若不是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焉能有如此共识？

而我也绝对无意突出橙色以掩盖红色。前面说过，如果只想看和谐画面，蹲在家里守着电视即可，没必要大汗淋漓地挤在人堆里忍受噪音和推挤，更没必要港九两头跑。所以，我此行的目的就是去观察火炬传递以及抗议者的活动，故橙色是我要观察的两个对象之一，并非厚此薄彼。我看到的现场情况是，红色远远多过橙色，如果不是特意规划的路线，我想我们也不可能在一天之间两度遇到长毛，两度遇到陈巧文。

其实，这次火炬传递过程中发生的种种事件，都为我提供了一个观察香港民众复杂的政治取向及身份认同的切入点。去年12月的立法会补选，就是各界关注香港民心“基本盘”的一次试金。自1982年中英谈判以来，本地人的“恐共”心理曾一度高涨，因此引发了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移民英澳美加大潮，尤以1989年之后为甚。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由于经济大好，加上北京政府的安抚政策奏效，“恐共”情绪逐步淡化，于是就出现了大批的外籍港人“回流”——同期，本港社会学者所作的调查数据显示，认同自己为“中国人”的港人明显较八十年代有所增加。九七之后，北京政府一度用更加亲善的态度，更加优厚的政策扶助，和尽量克制的政府干预，力求获得港人的进一步认同。这段蜜月期，到2003年由于金融风暴后民怨逐步积聚，加之非典初期政府处理失当，最终由政府强推“二十三条”（国安条例）立法，让民众突然感受到原有的言论自由可能将被收紧，因而触发了强烈反抗，7月1日五十万人上街游行，逼到董建华“脚痛”下台。此后，本港“民主派”阵营同“亲建制派”阵营就进入了激烈争夺民心及政治席位的时期，2007年底陈方安生在立法会补选中击败叶刘淑仪，让民主派松了一口气，但是今年这次奥运火炬传递，却再次把“港人开始逐步亲建制化？”的问题摊了出来。

我之所以说，港人的政治取向及身份认同有其错综复杂的背景，正是因为那汹涌的红色旗海，很容易给人带来一种符号化的观感，仿佛这是一个与大陆同样红色而且和谐的城市。事实上，许多在5月2日当天拿着红旗穿着红衣上街欢迎奥运火炬的人，并不都是真的就完全认同了“五星红旗”所代表的那个国家和政府，尤其是后者。比如我认识的一位太太，平日里对“大陆黑心货”深恶痛绝，但5月2日还是乐呵呵地穿了红色T-shirt出门去凑热闹，她说，难得看一次这么大的热闹嘛！再比如我的邻居，她在我博客上的留言很清楚地表达了她对大陆言论管制的不满，但是那天也开开心心地自己动手做了小国旗，大清早就跑去尖沙咀占位子等着看火炬……因为五星红旗是法定的“国旗”，所以，在这个时候它代表的其实是一种“身份/国族/文化认同”，而并非政治认同。因此，如果把5月2日那日铺天盖地的红旗海，就解读为“香港人心已然回归”，恐怕是太肤浅的认识，更不用说，那些最卖力地挥舞着红旗，最声嘶力竭地高喊“反藏独！”的人里面，恐怕大陆在港学生及游客还占了大半。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香港是一个非常极端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是一个经历了百多年殖民统治的城市。自由资本主义，让市民习惯于政府对经济事务的极小干预，也让市民对共产党政府曾经主张的中央计划经济有着深深的排斥，进而延伸为对“共产党”的恐惧和排斥；而作为前殖民地，而且是一个紧靠中国大陆的英殖民地，绝大部分人口是华人，香港人对“我是中国人吗？”这个认同的摇摆，也是其来有自的。许多老左派，本土工人阶级，经历过上世纪中期的“反英抗暴”，他们的“爱国情怀”其实在结合了他们自身的阶级属性之后，就自然地投射在“共产中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之上。然而，他们爱国却不表示他们就真心拥抱“社会主义”的经济生活形态，他们真正习惯而且认同的，其实还是香港这个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更不必说，他们的亲戚朋友以及各个时期逃难到香港的大陆难民，还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间接经验，让他们知道五十年代初土改带来的暴力、五十年代末大跃进带来的饥荒、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文革带来的社会灾难，甚至是他们亲自在电视上看到的，八十年代末的那场肃杀，以及他们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以“香港电台”为代表的言论自由，正在被逐步压制的凄凉。因此，尽管他们认同自己为中国人，尽管他们非常热爱他们所认同的“中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无条件地接受了北京政府的一切。而奥运火炬传递，却是一个很好的“符号”，代表了他们所认同的这个“中国”正在崛起的荣光。因此他们上街欢呼，是为了他们所认同的中国，而不是真的为了支持那个把奥运会整个儿塞到政治里，还贼喊捉贼地说“奥运非政治化”的北京政府。

所以这次火炬传递的过程里，我们从电视上、报纸上，甚至我的相机拍到的相片里，所能看到的那如许的爱国激情，其实在红色的表层之下，还掩盖着这些复杂的感情和价值判断。民族文化、国家政府和政党，这三者本是不同的概念，但当我们有着千年的中央集权政治传统，同时又没有政党轮替的时候，很容易就被符号化的一支火把给“代表”了。

5月2日图辑：
http://www.bababian.com/set/3/6A62D72D4620B7463706ABAA42C18006DS

同城活动（已结束）：
http://www.douban.com/event/10079771/

现场直播帖：
http://www.douban.com/event/discussion/1196229/

图文完整版流水帐：
http://www.douban.com/event/discussion/1197406/

五星旗就是爱国，狮子旗就是ZD？

刚才吃完午饭路过图书馆门口，发现平日冷冷清清的民主墙前居然聚了不少人在读墙报，玻璃橱窗里张贴的文章也比往日多，文章的页眉页脚还被人写满了各种颜色笔迹的批注，甚是热闹。

一张相片，是一个内地男生拿着五星旗往陈巧文以及她手中的狮子旗上摁下去，旁边批注“来自大陆的愤青们，你们懂得尊重别人的言论自由吗？或许CNN卡弗蒂的言论是客观的：中国愤青就是一群‘打手和暴徒’”

不远处有一篇署名文章，说，我支持陈巧文对自由与人权的诉求，但是她拿狮子旗出来，就不对了。因为狮子旗代表的就是藏abc独abc，而不是自abc由abc与人abc权。（注：陈巧文曾对媒体表示，她并非支持西abc藏abc独abc立，而是要表达“西藏人有民abc族abc自abc决abc之自由”的观点。）

如果说陈巧文不是直接支持藏独，就不应该拿出狮子旗来招摇，那么，那些同样不满中国言abc论abc管abc制的大陆学生，是不是也不合适拿着五星旗来爱国？五星旗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包括一abc党abc专abc政，包括对文abc革、六abc四的嘴硬，也包括GFW的信abc息abc封abc锁与审abc查——那么，拿着五星旗爱国，就连这些都一并爱进去了？

Symbol就是Symbol而已，如果要追求绝对的政治正确，还是回去看人民日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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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5月2日亲见：

相片正中那个戴眼镜的男生，对旁边的警员说：“你们让他们展示那个旗子，为什么不让我们过去用国旗盖掉他们的旗！？或者，我不要过去，你们随便谁，帮我把我这面旗子拿过去，盖掉他们，就行了！”这番话讲得之义正词严，我差点都以为我不该囧了……

新漆上的橙色

PGSA——港大之耻！

刚刚收到港大学生会（HKU-SU）发来的“告全国同胞奥运宣言”，措辞恳切态度中立，这才有像样的大学生风范；反观两天前，研究生会（HKU-PGSA）发来的“欢迎奥运火炬到港”，竟明确表示“特别说明的是，本次活动PGSA希望通过支持奥林匹克运动，展现现代香港大学学生文明，健康的精神风貌，不参杂任何政治因素。”，其阿谀谄媚之态毕现，与SU之风骨相差岂止千里！

以下贴出三篇文章，第一篇是SU的“告全国同胞奥运宣言”全文，第二篇是PGSA“欢迎奥运火炬到港”的中文邮件全文，第三篇是本人去年八月刊登在本港报章上谴责PGSA的牢骚。

实在愤怒，这个PGSA简直就是港大之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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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告全国同胞奥运宣言 by 香港大学学生会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古代时，先贤对大同世界的设想已在<<礼记．礼运．大同篇>>中表达出来。

今届奥运的主题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根据北京奥组委官方网站报导，此口号集中体现了奥林匹克精神的实质和普遍价值观团结、友谊、进步、和谐、参与和梦想，表达了全世界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感召下，追求人类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望。尽管人类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不同，但我们共同分享奥林匹克的魅力与欢乐，共同追求着人类和平的理想，我们同属一个世界，我们拥有同样的希望和梦想。

可是，现在离奥运已不足四个月，何以我们见到在世界各地的奥运火炬传递却是乱象纷呈？
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残障运动员金晶于法国巴黎传递北京奥运火炬时，遭支持藏独的青年抢夺手中火炬。

我们听到的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持人卡弗蒂诽谤「中国产品是垃圾」，辱骂「在过去50年里中国人基本上一直是一帮暴民和恶棍」。

但是我们亦看到杜克大学的一年级女生王千源因试图充当中国留学生与藏独支持者的调停人，却被指为支持藏独的「汉奸」，及后其私人资料遭人恶意放在网上，电邮信箱塞满了恐吓信，老家青岛的住宅更遭人泼粪便、投掷花盆及涂写辱骂标语。

中国在2001年申奥时曾作出改善人权的承诺。但是我们看到距离奥运开幕前不足半年，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因在海外新闻网站上发表的文章以及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于2008年4月3日上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我们看到政府为迎接奥运，以树立文明城市形象的名义大量阻截、关押、强迫遣返上访者、乞丐、流浪者，将其中一部分人逾期关押在所谓的'救助站'，或者直接投入劳教所。城管人员以野蛮的方式没收街头摊贩的生存工具，并常常动用暴力。

无疑，现今西方媒体已垄断了世界对中国的话语权，他们作出的评论甚或是指摘不少是基于他们无知或是西方民众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心态。这样是令人愤怒的。面对别人如此扭曲事实、妖魔化中国，身为中国人的我们应该怎样反应？抗议示威固然需要，但是俗语有云「公道自在人心」，我们不是看到愈来愈多外国人都批评他们自家媒体的做法吗？长远来说，中国及西方民间的更多认识，更多交流，才是杜绝别人妖魔化中国的有效办法。但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如王千源事件中民众的行径，却无助改变别人对中国的印象，且又岂是泱泱大国的中国子民所作所为？

还有，我们不能因着外国的无理批评及指摘而无视祖国的问题。中国现在仍是缺乏言论自由、人权不备受尊重、异议人士受到迫害的政府。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政府，才会动辄令人相信其作为全是侵害人权的行径。正如在西藏的骚乱中，政府禁止记者采访的处理手法即为一例。故此，追求自由平等，拥抱普世价值，才是真正解决中西隔阂，以达到长治久安的方法，此亦合先贤提倡的「内圣外王」之说。

最后我们在此：
1.支持中国举办奥运，更加融入国际社会，有助其实现普世价值。
2.希望内地同胞理性表达爱国情绪，反对一切暴力行为。
3.要求西方媒体立即停止发表与事实不符的辱华言论。
4.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所有无辜的异见维权人士。

香港大学学生会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联络人：郭永健　（6676 6063）=====================================

第二篇：欢迎奥运火炬到港 by 香港大学研究生会

5月2日奥运火炬来到作为2008奥运的协办城市之一的香港。香港大学PGSA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努力筹备迎接奥运火炬到港的活动。 Writing & drawing 活动： 4月29，30日 12：00－2：00pm Run Run Shaw Podium同学们可以通过留言等方式表达自己“欢迎2008奥运，支持奥运”的心声。同时也会进行PGSA T－shirt特卖活动。

另外，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并在努力向有关部门申请，希望能够组织香港大学同学参加5月2号 当天的火炬传递活动。但因为目前火炬传递路线的更改，所以有关部门暂时不能给予答复。我们会继续努力同其接触，希望能提供大家一个观看火炬传递的良好环境。进一步的消息，请关注PGSA。

特别说明的是，本次活动PGSA希望通过支持奥林匹克运动，展现现代香港大学学生文明，健康的精神风貌，不参杂任何政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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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从港大研究生会看「港深合并」 by 本人

上午一位印度同学抱怨港大研究生会（PGSA, Post Graduate Student Association）的不作为．他说，他所看到的PGSA，所做的最大工作仅是帮会员预约学校运动场──这工作明明已经有一专门机构IHP（Institute of Human Performance）在负责．而年度研究生院院长质询会，PGSA的功能也只是在会前发一封通知，并在会上软绵绵地重复几乎年年一样的诉求，得到校方表示「了解但无法给予满足」的答复后，双方就笑咪咪地散会了，会后甚至连个反馈邮件都没有，更遑论会前的质询规划，或中期进展报告．

于是我很认真向他解释，因为PGSA的主体是大陆来的研究生，PGSA的情况就如我在北京大学就读本科时看到的无甚分别．首先，他们在大陆的时候，没有体验过正常的学生会生活──大陆高校的学生会大抵就是个摆设，学生活动完全掌握在团委（共青团）手中，也就不用希望「为学生争取权益」或「为公民社会发声」；其次，相较本港研究生，大陆生更热衷于PGSA，为的是日后简历里可以光辉灿烂地书上一笔「曾任香港大学研究生会某某职」，而在他们的认知里，研究生会理所当然就应该是个摆设．于是大陆那腐臭的官场习气，便经由大陆高校，而至大陆赴港研究生，进而渗入了港大研究生会．相形之下，港大本科生的活动明显积极──年初特首选举期间，好歹办过几次相关活动，譬如曾荫权缺席的校园答辩等等．其时，PGSA在哪？是不是捏着一把冷汗，生怕这些冠有「港大学生活动」的新闻传到主子那里，将来就「抹黑」了咱家前程？

这股腐臭，在PGSA还只隐约可闻，而在香港大学中国内地学生学者联谊会（CSSA，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at HKU）里，可就是乌烟瘴气中人欲呕了．我刚到港大时，还偶尔瞅瞅CSSA的网络论坛，但很快被腐臭逼退．今天刚一登录便见一条系统留言：

「你的帖子『明晚八点有人去维园吗』已被管理员cssa删除．2007/08/07 11:53pm」

那是我在今年６月３日发表的．公告栏里有一条《重要通知：香港大学内地学生学者论坛管理制度》 ，８月７日11:49pm发布．根据新版规第二条──严禁危害国家安全、国家政权、国家统一的言论──我两月前发的文章在版规公布五分钟内即遭删除，此等高效率，与PGSA的不作为简直天壤之别！

我不是歧视内地人，相反，在大陆生活二十四年，我对大陆的感情远高于对香港．可是在大陆莫说普选，就连任何用手投票来改善民生的机会都没有，于是我用脚投票来了香港．我亦赞成港大吸引内地研究生的政策，毕竟引入内地人才竞争，才有助强化香港的教育科研实力，并有助两地民众相互了解．然而，如果这种交流将内地恶质的官场做派和匮乏的公民意识带进了香港，那么香港社会就有必要出声，不仅为维护引以为豪的成熟公民社会，也为告诉大陆和大陆人，那些内地的「潜规则」没有合理性．

所以，现在政府在提「港深合并」，彷佛两眼只盯着经济指标──合并之后的GDP超过伦敦巴黎总合又怎样？香港这片土地之于中国，除了经济功能，更重要的是为内地提供一个提升公民社会素质的良好范例．目前两地无论是在收入水平、消费指数、契约观念，还是公民社会成熟度等等方面，都有巨大差距．合并不必然是１＋１＞２，社会层面的化学反应，政府和市民不可视而不见！

法的精神 or 法的条文？

前几天，把豆友“稻子”抗议豆瓣警告要删除id的帖子截图，贴在我的blog上感慨了一番。一位老朋友写来email，说：

“请仔细阅读豆瓣注册时候的用户协议。我以为他在注册的时候应该就能预料到这样的后果。”

诚然，豆瓣的用户协议里面的确为管理者保留了删除id的权限，但是，这就是不能质疑的“管理条例”了吗？

前阵子，某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头版都刊登了这样一则新闻。一位著名画家在人流集中的中环登山扶手电梯旁写生，遭到物业保安的驱赶。画家认为街头写生是自己应有的权利，于是据理力争不肯离去。保安遂报警。警员到达之后，同样要求画家离开，理由是画家在这里写生会吸引行人驻足关注，从而阻塞交通。

这则新闻一出，社会哗然。有哀叹文化在香港处于弱势的，有指责警员僵硬执法的，更有反省香港为何被人嘲笑为"文化沙漠"的……然而第二天，警署就出面为当时执勤的警员作出解释，向公众交代，警员执法并无不妥，因为根据的是本地什么法规的第多少条。人们听取了警署的解释之后，讨论便转向这一相关立法是否合理，是否应当从立法精神上对这个社会公约进行修订，以便在维护公众利益的同时，也能保障画家写生创作的权利。人们没有继续指责执勤警员怎么执法，而是回头审视这个社会原有的契约。

这就是"法的精神"。法治社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全体公民对这个社会所拥有的立法精神有共识，并且所有公民都愿意用自己的行动去捍卫这种立法精神，这些行动不仅包括公民守法，也包括公民抗命，以及对立法机构提出修订不合理或过时法条的要求。而不是说，不允许人们对既定的法条存在争议，也不是说法条一经确立，公民就必须无条件地完全遵守。

回到最初的话题。我们这个社会难道应当维护所有的既定法条，而不去思考立法精神？换句话说，我们这个社会，难道对于言论管制的立法精神是有共识的吗？

这个社会从哪里撕裂？

十天前，我写下前一则日记，记录我在旅途中的见闻和感触。张贴之前，我便预料到会收获强烈的鄙视，果不其然。

我们的社会，在近六十年前曾经历过一次仓皇的流徙，有家业者纷纷收拾细软尽可能地南迁，南迁，直至退无可退。但那次流徙却发生在半个多世纪的动荡之后，紧接下来的锁国和均贫，很快就让留下来的人淡忘了从前的生活，习惯了为票证控制一切的经济。五零后、六零后、七零后，这三代人，有几个经历过完全“优渥”的生活？而八零后出生在城市里的这一世代，成长在港台剧的“靡靡之音”里，专享着独生子女的万千宠爱，眼看着物质膨胀物欲横流，听着ipod泡着吧，踏着Nike/Elle玩着手头几支基金……贫苦的农民工生活，对许多人来说，难道不是一种遥远而模糊的概念？换句话说，哪怕在同一个城市，办公室电脑前一个二十出头的城市小白领，和建筑工地上一个三十五六的农民工，他们的生活又有多少交集？

当舆论谴责八零后“小资”、“自私”、“冷漠”、“娇弱”的时候，八零后的小白领们也在鄙夷着随地吐痰四处推撞的民工，不是吗？这两种批判前者出于人性后者出于公德，其实都有道理；那么，为什么出于公德的视角就不能成为一家之言呢？为什么“城市八零后”的体验，就不能代表这个社会的一面？难道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号称消灭了阶级的社会里？劳工阶级的付出是朴实可敬的，可他们不是社会的全部；与农民工没有或少有交集的那种人生，其实正引领着城市的潮流。但是，当这两个群体被潜意识地对立起来，一边既是主旋律讴歌的对象又是城管追打的受害者，另一边，既是舆论乐于挞伐的靶子又是商家挖空心思想要迎合的主流客户——于是农民工回到家里，会向亲友描述“城里有钱人”的种种高傲和歧视；城市小白领会在聚会时会拿出“乡巴佬”的种种事迹来恶搞……那么十年后，当农民工的孩子遇见过了而立之年的城里人，这两种混杂了自卑与愤怒、不屑与嫌恶的情绪，将怎样相处？又或者，他们继续过着互相没有交集的日子，互相不沟通，互相不谅解。然而无论那种，这个社会的裂痕都将越撕越深。

当然鄙视我的人未必都是与我生活没有交集的人，我也并没有鄙夷任何人的意思，只是想写出我的感受，作为个人的观察和思考，没有代表谁，也不希望被谁代表。那么，无论你是谁，当看到一种不同视角对社会作出的描述时，是选择唾弃，还是选择思考？

你乘飞机还是火车？

（写于4月6日）

复活节假期，跟老爸一起去了趟婺源。因为是短途，所以压根就没打算买机票。去的时候顺利买到了福州到景德镇的卧铺票，悠闲地看了三天油菜花，最后回程却遭遇卧铺票源紧张，只买到没有座位号的车票，一路硬座回去。然而这趟归途中的体验和感触，却把城市中产阶级与乡村农民工的生活境遇落差鲜明地摊到我面前，让我激零零地打了个冷战。

景德镇火车站，候车室。不大宽敞的空间里，一二百号人，在检票口挤作一团。周遭每十个人里起码有两个在吸烟，辛辣的烟雾在人群中袅袅飘散，弥漫在身体与身体的夹缝里，逐渐上升到人群上空，在通风不佳的空旷的室内上部，凝结成一片灰蒙蒙的尘埃。昏昏的灯光，就虚弱地穿过那层灰，稀疏地落在这些既焦躁又耐心的旅客肩头上。许多人都保持着随时往前推挤的姿势，安静地站着，不时伸长脖子向铁栏内侧探看，或是漫无目的地左顾右盼。

列车上。车长补票点的围栏上，肩推肘扛地趴了一堆人，用奇怪的姿势坚守着各自的一小方空间。每个人都伸出一只或两只手臂，捏着车票和钞票的手，垂到空荡荡的围栏里，身体却在围栏外边暗暗较劲，顺着车厢颠簸的势，每一下都试图从别人那里抢多一分一寸的有利位置。脖子也都是伸长的，远远眺望着卧铺车厢的方向，等着补到卧铺票的一点儿渺茫希望。

站在这些人当中，我强压着胸口闷得发胀的厌恶——讨厌吸浓浊的二手烟、讨厌不排队只懂推撞的粗鲁、讨厌陌生人的身体透过衣料传递过来的体温、讨厌那些表情僵硬眼神呆滞的保安、乘务员和车长……面对乘火车的这一切混乱与无序，我恨恨地想，下次再也不在江西买火车票了；老爹则开始反省自己的决策失误，直说这次还是该开车出来玩的。

可是，当火车驶进深夜，邻座的民工夫妻终于没能等到卧铺，好在硬座车厢还宽敞，年轻孕妇便枕在丈夫腿上沉沉睡去。而我，却因为长期上网到凌晨而此时刚刚进入思维活跃时段。习惯了候机室的宽敞有序和清爽空气，我几乎忘了这个国家还有着这样污浊混乱的生活方式——或者说，生活的这一面距离我太遥远，以致于新闻播报的文字和画面，对我来说都已经退化为一种符号，代表着一个没有质感的概念——社会底层。春节里看到大学女生被挤下铁轨惨死的新闻，现在回想自己当时的感慨，忽然就觉得那是怎样的轻飘飘的同情——这种命运有些衣食无忧的人可以选择避免，而另外那些手头拮据的人呢？

回顾我的成长过程，似乎周围总是家境优渥的同学要多些，真正买不起飞机票的，实在还是少数。正是这样的一个“圈子”，把我的直接和间接经验都圈在了城市，圈在了中产阶级的中国。上周的一次课上，老师和大家谈起公民教育，说，我们的中学和小学，就应当要让学生们真正知道他们所在的这个社会是怎么个样子，让七岁的孩子会认真与父母讨论贫富差距，让十二岁的孩子会主动把周末时间安排去做义工。这席话，又让我想起了一个朋友给我说过的故事：他的妹妹一家很早就移民加拿大，有一次他带着他的小侄儿去马来半岛东海岸的某个小岛玩，那孩子竟然因为便便之后没有设备能够马上冲洗屁屁而十分不满。后来，他对他妹妹说，你们既然每年夏天都要带孩子们去度假，为什么每年总是去古巴？为什么不带他们多去度假村以外的地方走走看看，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并不是理所当然地拥有他们在加拿大享受的那一切舒适与便利？

从景德镇回福州的那趟火车，逼着我承认，我其实并不比那个在加拿大长大的孩子强多少。

赤裸裸的恐吓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941009/

不知道最近豆瓣上的友邻们有多少人受到类似的关切。

上面那个链接，很可能等你去点的时候就已经是"帖子已被删除"了；
甚至很可能连那个讨论组都已经被关闭。

所以，截个图，看看。

近来接到类似关切的豆友不少

有直接被删号的

有被领导叫去谈话的

当然还有这种最"温和"的警告

或许我并不在乎奥运会

或许我也并不支持ZD

但是这种事情每天发生在周围，总会让人觉得悲从中来。

（注：被恐吓的不是我，个人也无意谴责豆瓣，因为压力来自哪里，大家心里都有数。）

一张模糊焦点的相片

李直贴了这张图，评语是“美丽的姑娘，警惕的眼神，执著的姿势，令人震撼”。

采药说，不喜欢那根棒槌，但我就是见不得女孩子被欺负。于是尖锐的话题蒙上一层清秀的绢子，可是那绢子底下，拥抱奥运还是远离奥运，每个人依然抱持自己的观点。然而这层绢子却模糊了焦点——难道说，如果是姚明拿着火炬，反对的人就该扑上去抢么？那么，如果另一位美丽柔弱的轮椅姑娘，用同样警惕的眼神和执著的姿势保卫着鳕舢蛳籽旗呢？这位火炬姑娘有重重警力保卫，而那些旗子姑娘呢？

不管是姚明还是轮椅姑娘，不管他们拥抱还是抵制这支火炬，他们都有权利表达他们的态度，而不应被他人袭击。但是，同样不管他们是拥抱火炬还是拉起标语横幅高声抗议，媒体与社会也都有责任公允报道并宽容接受——底线就是非暴力，否则，暴力只能引来更暴力的镇压，而且甚至连被镇压之后的悲情都难以理直气壮。

Invisible

今天中午去听了人类学系办的一个研讨会，谈欧洲移民及旅欧华人。那位讲者提到的一个重点，就是华人群体在客居地行事低调，使得这个群体几乎很少在主流视野中出现（invisible group）。问答时段，有位研究中国国内移民的大陆博士生问了一个问题：“我们在中国常看到城市里的农民工犯罪，而同是来自农村的移民，为什么中国人到了国外，就变得遵纪守法，不会引人注意？”

这里且不提纽约“福青帮”这种著名团伙，就讲讲几个真人口述的故事吧。一位曾经在日本打过黑工的人对我说，东京常有华人黑帮偷窃抢劫诈骗的新闻，“柏青哥”游戏机作弊、破坏自动取款机偷钱、为废弃的电话卡非法充值再低价出售……不一而足。一位曾经在以色列打黑工的人对我说，他认识的一个人，在特拉维夫经营地下汇款生意，某天遭了抢劫，被抢走七十多万，三个抢匪都是华人，显然是摸清了底细门路的熟客。一位在阿根廷经营超市的人对我说，当年她家的超市刚开张，就有黑道上的华人租下了她隔壁的铺面，声称也要开更低价的超市，逼她给了四万美元才肯退租，后来她只好把隔壁的铺面也租下来，空置在那里，只为了防止再被人敲诈。

这些绘声绘色的故事，来自旅外华人的底层，发生在最卑微的人们身上——去日本的那位，离家八年未曾回国一次，直到被捕后吃了三个月的牢饭才被遣返；去以色列的那位，每天从上午工作到深夜，拿着中文-英文-希伯来语的三语字典跟包工头讨价还价，还要提心吊胆地提防着巡逻的警察；在阿根廷的那位，一家五口人，挤在自家的货仓里吃饭睡觉……而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往往只是政府大张旗鼓地表彰“爱国华侨”，荣誉名单向来以投资数额大小排列；2006年所罗门排华，广州机场接到的撤侨就有三百多人，而同年的“全国侨情普查数据”里，旅居所罗门群岛的闽籍华人人数依然只有“九人”，连侨办官员都坦白承认这个数字不可信。Invisible么？显然是的。因为我们的新闻只告诉我们，“华侨都是爱国的，所以海外华侨是侨乡发展经济的重要优势”；而我们的新闻却很少告诉我们，除了那些有能力来中国享受“外商”投资优惠的老华侨（1949年前出国，其中很大部分是“海外华人”而非“华侨”）之外，我们还有庞大的新华侨（改革开放后出国）群体，他们才是与中国联系最紧密的海外华侨，只不过他们的联系，往往是以非法的行式进行——这正是我们的政府所不乐见的，所以我们也就看不见，听不见，除非发生了绑架或者排华，这时才会听说我们的政府做了多少工作来保护侨民，然后就是对于打击偷私渡的大力宣传！

所以，回到开头提到那个问题。首先要厘清，“不引人注意”并不等于所有人都“遵纪守法”。而国人真的出了国就老实本分尽显我礼仪之邦风采吗？华人一般失业率低因此犯罪人口比例不算太大、华人犯罪主要针对华人、华人社群的封闭性使得许多矛盾最终内部私了……除了这些专业层面解释，同学，请想想为什么你会对“海外华人”抱有这样完美无瑕的印象吧。

我以為無關－－《冬夜》讀後

《冬夜》一文，讓我在即將讀完《台北人》一書的時候，猝不及防地受到一記重擊。
打從翻開《台北人》的第一頁起，我便抱了「旁觀」的心態來讀──這本小說的初版年代在我出生以前十幾年，講述的又多是更早二十年前的昔日繁華。我以為，那些人那些事離我太遙遠，我也只有旁觀的份兒。

然而《冬夜》卻像是點著我的名，猛地把我的心揪起，耳提面命：
五四──發生在八十多年前的這場學潮，正是在我生日那天爆發；
北大──是四年前我拿到學士學位的地方，我的母校；
台大裡的老北大人──三個月前，我才站在傅園裡的老校長墓前，感懷三角地之死。

2007年11月，當我聽說三角地佈告欄被清拆的時候，港人數月前保衛天星皇后的激情刺痛了我。一篇《中國人的「集體回憶」》是我投書明報的悼文，因為南方週末的編輯只能在msn上給我打一個無奈的笑臉。

我曾經以為，香港人的「本土行動」離我很遠，但是三角地把「集體回憶」摔到了我的眼前；我又以為六十年前那場逃亡與我無關，白先勇的《冬夜》卻把我狠狠嵌進歷史，沉重得窒息。

(注：《台北人》是上週龍應台佈置的課前閱讀材料，該課程討論的是1949,1950年大逃亡的社會歷史背景，以及香港和台灣的五十年代。)

走出族群政治？——2008马来西亚大选结果

执政联盟（国阵）虽然毫无悬念地保住了政权，但却遭遇了立国以来最惨的一次失败：反对党联盟（民主行动党、公正党及回教党）不仅取得了1/3以上的国会议席（这样国阵就无法肆意修改宪法及选区划分），而且一举夺下四个州的执政权（吉打、槟城、霹雳、雪兰莪），加上原有的吉兰丹，反对党联盟共掌握了五个州。昨晚，在得知选举结果之后，一位马来西亚籍的朋友跟我说：“从今天开始，我终于能够认可马来西亚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了。”

1969年大选中，华人政党曾获得好成绩，但随后上街庆祝的华人民众与马来人发生冲突，继而演变为“五一三”事件，导致国会暂停运作长达2年。此后，执政联盟就从未在选举中失去1/3以上的国会议席，更不曾失掉槟城这个华人人口最多的州。

此次选举，反对党联盟中的三个政党，民主行动党由华人领袖林吉祥领导，主要争取的是华人选票；回教党是马来人政党，但因其激进的宗教理念，而与执政联盟中的巫统不合；最值得关注的，是以前副总理安华·伊普拉辛（Anwar Ibrahim）为实质领袖的公正党，该党强调种族间的平等，强调保护弱势族群的权益，并明确提出废除“新经济政策”（该政策是马哈蒂尔在任时期制定的，其偏袒马来人的本质，已遭诸多非议）。可以说，这是马来西亚今后是否能够走出“族群政治”的希望——族群政治在马立国以来，已造成了诸多种族矛盾。

而反对党联盟在此次大选中成绩骄人，也与此前一年内的几次民众抗议事件有关，包括以马来人为主的“净选盟”抗议集会（要求国阵停止选举舞弊行为），以及以印度人为主的争取印裔权益的抗争。此外，当然还包括华人社会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积怨。因此，这次不仅华人和印度人几乎一致用选票惩罚了执政联盟，甚至连一部分马来人也“反”了，这才造成了四个州同时“变天”的结果。

关于这次马来西亚政坛地震的新闻，今天的明报、中时电子报、BBC中文网都有报道，明报还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一些历史由来。奇怪的是，我在新浪上居然完全没有看到关于选举结果的消息，更不用说这些有趣的政治生态介绍了。在百度上搜索，最新的消息居然还是“马来西亚执政党联盟在大选中暂时领先”——这虽然不是假的，但与国阵尝到的惨痛失败相比，简直不能算作是“新闻”！只要稍微作过一点功课的记者就会知道，执政联盟继续执掌国会多数根本就是肯定的事，而他们这次丢了国会2/3多数，还新丢了四个州，这才是导致现任总理巴达维被他的前任马哈蒂尔数落，并催促辞职的主要原因。

有兴趣的人可以去下面这个马来西亚中文新闻网站看看：
http://www.merdekareview.com/
该网站的大选即时新闻公布放在blogspot上，不翻墙恐怕看不到：
http://www.merdekareview.blogspot.com/

龍應台公開課程感想之一

第一個大收穫：發現我的確就是俗人一枚。

《文學裡的社會－－香港與台灣的五十年代》
第一堂課上做自我介紹，我就坦白交代，我對文學沒啥興趣，是衝著這門課的副標題來的。

讀了三個禮拜的指定教材，本俗人終於明白過來了：文藝，以及並尤其是文藝分析，沒勁就沒勁在分析來分析去，都是分析些虛構的東西。別說什麼藝術來源與生活並高於生活，本俗人感興趣的就是生活本身，而非經過提煉的劇情、伏筆，或者精妙的暗喻。

要看五十年代就剖開了捋順了給人看，不好麼？
幹麼非要透過「文學」這層毛玻璃去看！

眼瞅着一个范进从我面前走过……

堂弟刚刚在gmail talk上冲我大喊：
“四级过了！四级过了！！四级过了！！！”

他刚考完四级那天，非常郁闷地跟我说，因为考场里有人用无线电作弊，所以他的听力完全被干扰了，考完后自己在网上估分，觉得铁定要挂。春节回家，我还给他说了不少安慰鼓励的话，还好，这小子总算重新振作起来，继续读该读的书，继续写该写的报告。

今天大概是四级公布成绩吧，他很兴奋地吼，说他终于过了，虽然只比分数线高十几分。然后，他说，姐姐先不跟你聊了我下了，我要再去打几个电话去！我感慨了一句，“汗，范进中举啊”他哈哈哈笑了一下，就兴冲冲地下线打电话去了，大概是打给他爹妈以及女朋友吧，我猜。

看着这小子留下满屏的“！！！”，我突然觉得好悲哀——只是一个四级考试，把人逼得这样情绪紧张：考前紧张地背单词、考后巴巴地上网估分、分数揭晓之后又激动成这德性，一个四级考试有必要这么折腾么？？

堂弟的确不是个“好”学生，因为成绩一直不怎么样。但是从小和他玩到大，我知道他其实是个兴趣广泛而且对文史哲求知欲旺盛的家伙，只是历来不擅长对付考试罢了（这一点我其实没比他高明多少，尤其是对数学。。。）。他很想往佛学研究方向发展，但首先要有个本科文凭，所以四级证书对他而言几乎攸关生死。每次看到他为四级而抓狂，我就觉得很难过，恨不得替他去考了算了（这个，说说而已^_^、）。

我承认考试制度是个相对公平的制度，不过它对人的求知欲的摧残，也实在是够呛。。。

（2008年3月3日）

勿以善小而不为——善与伪善

对于我的上一篇日志（面对雪灾的伪善），豆瓣南周组里，super8同学反驳道：“随手节能这个事，说不好听了，也就给你自己省几块钱，满足一下自己小小的公民感。”

随手节能既能给自己省钱，又能节省能源，如果连这样“双赢”的事都不愿意去做，能指望他/她在使用公众设施的时候多考虑他人、考虑环保吗？

环保袋出门得记得带，用久了还要自己洗，这么麻烦，为了给自己省点事，为什么不用塑料袋呢？一个不在乎多花点冤枉钱去买方便的人，能指望他/她为节省塑料袋而使用环保袋吗？

一个为了自己方便，不考虑公众利益的人，会有公民意识吗？

嗯，以上就是我的逻辑。
：）

另，今天又是一整天滴雨未降，我昨晚晾出去的衣服，今天晚上8点的时候去收，除了一件特别厚的外套之外，其他都干了；而那个晾衣台，依然空空荡荡……

面对雪灾的伪善

连续的寒冷阴雨天气、春节临近；
雪灾、冰灾、春运受阻、大量旅客滞留途中；
电网瘫痪、燃煤供应严重短缺……

每天看新闻，都带着沉重的焦躁和担忧；而身边的现实却是：远在香港这个蕞尔小岛，甫开学的校园里平静如常，人人盼着过农历年，电力物资供应充足，甚至连学校食堂的菜价都没有明显的升幅。不必日日奔波于菜场厨房的学生，自然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如许的丰衣足食。

昨晚在宿舍顶楼的洗衣房里搓洗几件毛衣，旁边的洗衣机和烘干机不停地转着，一桶刚洗/烘完，立刻就有人排着队塞进另一桶衣物。的确，连续十多天不见阳光，加之春节临近，大家人人思归，这两天正是打点行装清洗存货的高峰，无怪这洗衣房里如此热闹。然而，窗外的露天晾衣台却冷冷清清，除了几件被人遗忘已久的衣物，就是空荡荡的铁丝，远没有往日的拥挤。看来大家都指望着烘干机了，没有人想要把衣服挂出去跟老天爷打赌。

可是，一桶刚刚洗好的衣服，在烘干机里要转多久才能完全干燥呢？烘干机提供的最高温度是60℃，每次最少运转20分钟（20分钟/HK$ 5），但是一般的牛仔裤，20分钟是无法干透的，所以大概需要40分钟才能烘干一桶刚洗好的衣物。洗衣一次是5块港币，加上烘干40分钟10块钱港币，以香港的物价水平并不算贵。但是，假如把刚洗好的衣物在晾衣台上晾半天，再用烘干机彻底干燥，那么，20分钟几乎肯定够了。而昨天一整天滴雨未降，我的同学们却仍然贪图烘干机的方便，毫不在乎能源的浪费。

诚然，这只是一件很小的琐事，但却清晰地折射出人们对“节能”的漠视。烘干机的确方便，5块钱港币不足挂齿，急着回家的心情装不下太多别的考虑…………这样的借口，或许每个人都能举出一堆，可是，一边以这些借口浪费着电能，一边再口口声声地说，那些（因为电力供应不足而被）被困在路上的人们真可怜——这难道不是一种面目极其可憎的伪善吗？

节能，从我身边的小事做起，每个人都能做到，就不必哀叹我们无法为受灾的人们提供援助。

客居中国

评1月24日《“巧克力城”——非洲人寻梦中国》

“我才不在乎你们中国人怎么看我们。我到中国来，只是为了赚钱，然后回家盖房子！”
点开电子报，这句话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视线。

“在外国打工，多脏多累都不会有人知道，但是赚钱回来盖的房子，乡亲们都看得见。”
“在外面没那么多扯不清楚的人际关系，我反正只是去赚钱的，他们的社会跟我没关系”
…………
…………
…………
这些话，在福建沿海侨乡几乎已经是所有人都认同的观念了，而同样的话，从旅华黑人口中说出，却不免令人一怔。当然，出国打工的福建人，跟来华从事国际商品批发生意的尼日利亚人，无论在移民模式还是在职业分布方面都有很大差异；但是，这二者却又都是全球化经济体系中的跨国人口流动，而且黑人来华的这种流动，并不涉及西方国家，也就是说，这并不是“发展中国家”往“发达国家”的人口流动。若是放在这个框架下，倒正是对当前中非关系及经济社会的一个独特观察视角。

首先需要厘清一个概念：报道中所提到的几位旅居广州的黑人，与大部分出国打工的福建人相比，职业类型是最根本的区别。这些黑人，并非当代移民研究所关注的“跨国劳动力输出”，并且也不以定居中国为目的，只是为了从事简单的国际商品贸易为目的，而暂时客居中国。同时，从本篇报道中也并没有体现出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是否出现“劳动力与资本互补”的现象，因为文中所涉及的几个案例，均与“劳工”这个职业无关，虽然提到永平街、陈田村等地黑人非法滞留的情况，却未对这些人的工作及生活状况进行描述。因此，应当把文中所提到的那几位旅华黑人放在全球化商品经济的架构里进行解读，而不是简单地定义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因此非洲人前来淘金”——那些非洲人来华的目的是赚取跨国贸易利润，并非加入中国国内的经济活动。

由于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均衡状况，中国国内的产业发展层级相当丰富，既具备高端电子产品的研发能力，又不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工厂，既有大量民间资本，又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因此，就制造业而言，国内区域间的“劳动力”与“资本”之间，有着许多互补之处。既然本国内部可以互补，那么对外来输入的依赖就相对较弱。以珠三角为例，这几年的“民工荒”，正是这种区域互补的结果。因为珠三角地区政府受到各界人士（包括港澳地区）对环保、工人权益等方面诉求的压力，不得不对相关事项进行改善，而这些举措却提高了区内企业的生产成本，于是不少企业迁往内地或东南亚国家，而原先为珠三角地区提供劳动力资源的一些省份，如江西、安徽，近年也逐步建立起省内工业体系，劳动力过剩的情况大大缓解，因而这些省份的劳工输出也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珠三角地区产业格局的调整，使得原有劳工输入网络失去了稳定的职位供给，导致外来劳工将要面对的不确定性增多；另一方面，劳动力输出地的失业率下降，又使得农民工更愿意选在家乡附近就业。因此，这种变化是否将会改变未来广东省作为廉价商品集散地的地位？文中提到的那些非洲商人，是否会迁往距离商品原产地更近并且具备完善运输口岸的城市（如浙江义乌）？而目前在义乌这样的城市，又有多少类似的外国常驻商客？同样是关于珠三角的“民工荒”现象，既然这里缺乏劳动力，而许多非洲及亚洲国家又有着过剩的劳动力资源和极低的人均收入，那么，中国是否可能向非洲、越南、柬埔寨等国输入合约劳工？这些其实都是本课题中值得继续关注的方向。

除了中国方面的变数，非洲国家自身的发展也可能影响这些旅居广州的非洲商人。随着双边贸易往来的增加，中非两地的商人在逐渐熟悉了对方市场的情况下，在销售地设厂其实是一种更加节省成本的方式。非洲许多国家有低廉的土地租金、广大的消费市场，甚至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只要政局稳定政策合理，当地制造业的发展应是指日可待的商机。以尼日利亚为例，根据2007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据，该国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在全球177个国家中，排名为158，属于低发展(Low Human Development)国家之列，但自1999至2007这八年间，政治大体安定（虽然在2007年的选举期间出现动荡）；而根据南方周末文章所提供的数据，该国80%的生活用品依赖进口，也就是说，该国拥有一个可观的销售市场。在我国驻尼日利亚经济商务参赞处公布的调研报告中，大力建议民营企业利用尼国为发展其制造业所制定的相关优惠、禁止进口等政策，在尼国设立加工制造业、纺织品、食品加工等业务（注1）。同时，随着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不断攀升，国际运输费用也跟随油价不断上涨，部分进出口贸易的利润空间显然有限，在销售地办厂，则很可能成为中尼经济合作的未来趋势。

把视角转回旅华黑人这个群体。作为侨居海外的人，非洲人社群内部的社会网络实际上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完备的程度。从“巧克力还是巧克力，广州还是你们的广州”这句话里，一个广州城内的黑人族群“飞地”（enclave）其实就已跃然纸上。客居国社会中的族群飞地也是移民研究的一个重点关注议题，涉及社会结构、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社会资源（social resources）、少数族群政治、经济扇区（economic sector）、福利政策等诸多层面，在许多西方国家城市研究以及不少东南亚国家社会研究中已有丰富论述，只是这一课题在中国，却还方兴未艾。“巧克力城”中的黑人社会网络如何运作？随着这一网络的拓展，“巧克力城”将对中非关系、广州社会、黑人社群以及非洲国家本身带来哪些影响？这些也都是十分有趣的课题，相当值得研究。


注1：民营企业开拓尼日利亚市场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建议
http://nigeria.mofcom.gov.cn/aarticle/ztdy/200703/20070304431638.html

建构和维护

中国的网民数在全球的排名，已经数一数二了；然而，网络这个开放的舆论空间，真的成长为成熟的国民论坛了吗？这个提法恐怕不会有什么人赞同。随便点开一个提供网民留言的页面，无论是在新闻页还是网上论坛里，谩骂，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不足为奇的现象，与网络媒介的迅速发展同步蔓延开来。关于这个现象的成因，茅于轼先生已经作过十分精到的阐释，在下便不在此赘述，本文想要探讨的，是如何改变这种让人眼烦，同时严重阻碍、甚至延缓公民社会建构的现象。

促使我思考这一大命题的发端，是豆瓣网南方周末小组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事情的起因很小也平淡无奇：一位网友因与其他数人观点相左，反驳之余带了脏字，并用极其自负的言语向他人挑衅，同时对女性网友发表了带有极端性别歧视的言论；于是，许多人忍不住反击，一时间版面上迅速出现了大量的人身攻击言论、大字报式的帖子，乃至恶毒的嘲讽和谩骂。从这个时候开始，要求管理员删除谩骂帖，并将滋事者踢出本组的呼声就没有断过。起初，管理员团队依照一贯的处理方式，删除谩骂帖，并在本组封禁此用户名。然而，该网友不断地注册新的用户名，加入本组继续公然挑衅。此时便开始有网友建议，不如不要封禁此人，由其表演。可是这种谩骂的氛围在1月17日晚间达到一个高峰，在下作为其时在线的管理员之一（不确定当时是否是唯一在线的管理员），擅自决定以一种“非传统”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事件：暂不踢人，但在版面置顶公告栏中呼吁大家不要与之对骂。

自从署名发布了这条公告，对管理员的批评也随之而来，不仅针对我个人的行为，也针对整个管理团队。批评者最主要的诉求，就是要管理员动用手中“删帖踢人”的权限，为本讨论组维护一个安宁平和的环境，同时认为我的这种做法是在回避责任，对恶言恶状者放任姑息，甚至是“绑架了良民来制约匪徒”。

我必须承认，由于我个人的决策导致整个管理员团队受到沉重压力，是我给其他几位管理员带来的麻烦，为此我十分抱歉。然而，我始终不认为我的做法是错的，因为我是根据我的原则处事，而非选取最便于“管理”的方式。

一般情况下，许多论坛管理者对付人身攻击以及蓄意滋事的处理手段，就是删除帖子、封禁用户名（或ip地址）。不可否认，这是一种最有效地阻断干扰的方式，因为直接从“干扰源”下手，同时往往能够迎合大多数（至少是很大一部分）参与讨论者的期待。但是，这种处理方式却也最为简单而粗暴，长期来看不仅无助于整体讨论水平的提高，而且会逐渐积累怨言——以豆瓣南周组为例，实际上绝大多数的争吵都是由于观点不同而带来的冲突，起因其实是就事论事，可是一旦有人情绪激动起来，就很容易爆发争吵，然后就转向对事对观点也对人，甚至是对异议者纯粹的人身攻击；所以，这种简单的封禁方式，实际上是一种不公平的裁判——事情的起因本没有“正义与邪恶”的分别，只是意见不同罢了，仅仅因为“引发”、“激化”甚至“可能导致更混乱的局面”就剥夺某讨论者的发言权利，而被处罚者甚至没有一条有效的申诉途径，这与“打压言论”有什么本质区别么？再放到豆瓣南周组这个情境下，我们就看到那些曾经被踢出南周组的网友（主要是观念上倾向左派的网友），成立了“拆南小组”，不仅聚积其怨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南周组的成员构成。试问，这种情况从本质上来说，与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造就的“党外人士”以及后来酝酿出的族群割裂，又有什么区别？

个人认为，上述这种简单易行的“管理”方式，充其量是一种对现有状态的“维护”，而不是对网络公民意识的建构。原因很简单——管理员还是在被动地“管人”，把组员视作羊群，要由管理员这个“牧者”来管理，来剔出其中的“不合格者”。管理员一般是委任制，没有权力制衡也没有任期保障，虽然这种机制是建立在大家对管理员团队的信赖之上的，但是组员却缺乏一个整体环境的提升，既然默许了管理员手中无限大的权力，于是就不会去思考“我该怎么做，才能让这个讨论环境更好”——导致的结果，就是这个舆论氛围并没有从每个人（网络公民）的自身行动来谴责“人身攻击”这种行为（甚至一部分人还参与谩骂），而是依赖管理员的删帖和踢人来维护一种表面上的“稳定”。

基于以上理由，我至今坚持我的做法，其实就是希望让大家意识到“不尊重别人，会被唾弃，而且这种唾弃是得到绝大多数人支持的，因此面对谩骂的时候，‘骂回去’绝不是唯一的解决之道，更不是最好的方式”。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看到组里太多值得讨论的帖子，几十帖之后几乎全部流于对骂，个人认为，这才是造成小组讨论往往不能有质量地延续下去，并产生“拆南小组现象”的病因。而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短时间能够办到的，也不是单靠踢人就能办到的（相反，踢人反而促进了“拆南现象”的发展）。因此，我会以这种“培育公民意识”的原则来处理相关问题。

最后两段话，是写给关注这场争议的南周豆友们的：

继续用“牧羊”的方式来管理，就能让李直放弃与八毫米工程师的对骂，让慢行火车觉得南周小组不再排斥他的观点？我承认我的方式会带来争议，但我认为对“既有的不合理体制”进行有限度的谨慎的冲撞，才是带来改变的契机。这里我所说的“既有体制”，正是指toowolf强调过多次的“南周组没有民主，管理员说了算”；而我并不是要求废除这种体制，而是想用行动来证明给大家看，这种体制为什么与“民主”不符，“民主”为什么比现有体制优越。

作为在去年12月份“票选管理员”的尝试中以微弱多数当选的管理员，我认知中的“民选”，就是大家同意我的竞选理念（尽量不删帖，承诺不封人）。既然在票选过程中当选，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履行我的竞选承诺，以此实践我的竞选理念——正如萨尔科奇承诺过将削减过度的社会福利，他上台之后就照做了，不会因为出现反对声音而作出“政策转向”。我所作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尝试，既然是尝试，那么为什么不在有限、非正常的范围内，尽量照正常的游戏规则来玩呢？同时，我所了解的“民选”，就是大家可以除了可以投选票，还可以投票表示对我的不满，如果有数据能够表明我已失去大多数的组员支持，我会为我的理念辞职，而不是改变我的理念——这是票选政治的常态，请不要误解为我在耍态度，同时，这个观点我1月17日晚上回帖的时候就已经表明过了。如果失去民意基础，我愿意自动请辞；如果管理员团队觉得我不再适任，随时可以收回我的管理员资格——本来就是后窗女王陛下放权的嘛~~^_^


尾注：
1. http://chinanews.com.cn/it/kong/news/2008/01-17/1137757.shtml
2. 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xuezhesuibi/20070809/11343867176.shtml

微言大义的兄弟

上一篇说到了党校体的精华与糟粕，意犹未尽，这厢要来挖挖糟粕的源头。

我们中国人讲话，尤其是对上级讲话，有着婉转隐晦的传统。远者如忠臣进谏，讲究的是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却不提不卑不亢——因为尊卑毕竟是有别的；近者如政改建言，首先要拥护执政党，其次不可以要执政党鞠躬道歉，然后才有发言空间——因为尊卑还是有别的。这党校体，可谓承袭了如此源远流长的传统，把“微言大义”的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于是空话套话废话成了最安全的格式，“大义”遂逐渐湮没于草根化的口号。聪明人惯于借“曲笔”、甚至以善作“曲笔”为荣，因为这样既能保自家安全，又能别扭地展现一把高风亮节；不那么聪明的人就流于形式，要么把自己都绕了进去，要么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更遑论读者能否读出“真义”，更遑论思想的直接传播。

呜呼哉！那个反对改良凡事必称“人民”最后借助暴力革命为他们的“主义”夺取了政权的执政党，如今也拖着臃肿的身躯，缠绵在那顺耳顺毛的呢喃和抚摸里，兴味盎然地推崇着“微言大义”，还要让所有的小学生、中学生、本科生、考研生一同背诵曲折难懂的政策口号——五讲四美（就是说大家没啥文明礼貌，要好好改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说我们不玩计划经济了但是往右转还得亮左转向灯）、三个代表（就是说资本家不仅不再是被专政的对象，而且还可以加入GCD，双方礼尚往来，分钱分权有得谈）……最极致的是2006年的考研政治题——“问：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时农场主倒奶，与中国近年来多处奶农因鲜奶滞销而倒奶的现象，有何区别？”（就是说，哪怕让你讲假话，你也不许否认执政党宣称的“主义”！）

微言大义的兄弟，其实就是说谎。

去精华，取糟粕

刚才某菜君传了两篇谈政协委员履行职能的文章给我看，党校文体，问我读了有啥感想。我用鼠标滚轮从上滚到下，发现，诶，不对，我什么都没看进去！！于是回到页首，从上到下滚一遍，再次发现，诶，不对，我又什么都没看进去！！继续回到页首，从上到下滚………………结果只记住了文中的半句话“而不是泛泛而谈，空发议论”——好经典的两个词，几乎可以作为我对这两篇文章全部感想的高度浓缩：要论据，没有；要事例，没有；要旁证，没有；要数据，没有……有的只是口号和表态，假大空，毫无实质。

然后在msn上向某菜君致歉：恕小的愚钝，远离思想政治考试长达十年，小的发现如今俺去糟粕取精华的本事没有，去精华取糟粕倒是拿手，因此实在看不动那两篇党校体（或曰人民日报社论体），只因满眼糟粕，眼神儿找不着北……

其实，以某菜君之睿智，发来的文章往往颇有深意；而这次我却看得目光涣散彻底抓瞎，想来我这不及格的反应倒尽了他的胃口。可是回过头来想，我却又觉得我不及格得有理：1. 这种文体压根儿就不是写给人看的，是给领导看的；2. 连教授都能写出这种“文采”的东西，还有勇气署名，我……佩服一下！

恼羞成怒又一例

高鸿宾说："我想大家是有常识的，毒水里能养鱼吗？鱼能在毒水里活着吗？" 　　===================
且不说他避谈“水质污染”而只是一味猛打“毒水论”这种避重就轻的行为，单看他对“毒水”定义的逻辑混乱：

报道原文用的词是toxic，而不是poisonous——后者有“剧毒”的含义，而前者没有；对那些向来紧张食品安全的美国人来说，抗生素用得太多，就影响了食品安全，因此归类为toxic water；

这个高某，居然用这么没常识的反问句来高调反击——砒霜是一味中药，一个病人吃的药里含有不致命含量的砒霜，难道也必死无疑？？拜托这些官员护短的时候先理清楚逻辑，不要口不择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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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中文网报道原文如下：

中国农业部猛批美媒体毒水养鱼报道

中国农业部副部长高鸿宾对美国《纽约时报》有关中国在毒水里养鱼的报道作出强烈回应，指责这是"误导公众"。
高鸿宾是在星期二（1月8日）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这言论的。
高鸿宾说："我想大家是有常识的，毒水里能养鱼吗？鱼能在毒水里活着吗？"
"我个人认为这个报道有点耸人听闻，误导公众。"
他说："中国每年的水产品出口量达到270万吨，出口检测合格率在98%以上。我同意说个别企业、个别产品有问题，但是决不是普遍的，决不是全局，决不是全部。"
《纽约时报》在去年12月15日发自福建福清市的报道说，工业废料和农药污染水源，对当地水产安全构成威胁。
报道称，美国去年截至11月底已经退回了43批来自福清含有非法药物的水产，是被退回有质量问题产品最多的中国城市。

质量改善
高鸿宾说，中国自去年8月启动全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后，蔬菜、畜禽、水产品农药兽药残留超标率进一步下降。
其中蔬菜农药残留监测合格率，从9月份的93.2%提高到11月份的95.3%；畜产品中瘦肉精污染监测合格率从97.7%提高到98.4%。
水产品方面，硝基呋喃和孔雀石绿污染监测合格率分别提高了1.8和0.9个百分点。
高鸿宾说，农业部将着力建构长效机制，包括完善质量最所和责任追究制度，和争取在三到五年内建立能与国际食品法典基本接轨的农业标准体系。
此外，农业部将开展联合行动，保障今年奥运会期间北京农产品供应的质量安全。运动员的饮食将主要来自中国。
高鸿宾回答BBC记者提问时说："这些食品肯定主要来自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也不排除可能有少量的产品需要进口。"
2008年01月08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6:06北京时间 14:06发表 　　 　　http://news8.thdo.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170000/newsid_7176100/7176196.stm

“污蔑”？还是“护短”？

[轉]外媒污蔑福建鳗农养“毒鱼” 鳗鱼出口可能垮掉

2008-01-06 23:37:02 　　来自: 髮條陳 (厦门)
　　去年12月15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2400余字、中译文本与录音齐备的长文。文章借其所谓在福清实地采访而得的证据，指责中国“在毒水中养鱼”。

　　该文声称：“为确保鱼的成活，水产养殖者用混入非法兽药的饲料喂鱼，使含有毒性、致癌性药残的水产品进入市场，威胁着消费者的健康安全。” 　

　　國內報道： 　　

http://news.163.com/08/0105/14/41EUSEJ80001121M.html

　　紐約時報2007年12月15日原文：

　　http://www.nytimes.com/2007/12/15/world/asia/15fish.html

　　中文翻譯：
http://graphics8.nytimes.com/packages/pdf/world/15fish_translation.pdf.com/packages/pdf/world/15fish_transl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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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在福清考察的时候，很多当地农民的确承认他们的鳗鱼养殖存在滥用抗生素等药品的情况（尤其是90年代初，所以后来他们的主要客户，日本商人，拒绝收购福清产的鳗鱼，于是当地养鳗场倒掉了一大片，许多人就是当时破产欠债所以不得不偷渡日本打工还债）；


2.以下是我在福清上迳工业区拍到的排水渠，大家看看就知道当地的水质污染有多严重了——这条水渠旁边，紧挨着就是农田，然后就是居民住宅区。2007年4月底5月初，当地村民曾经与附近排放污水的工厂交涉，遭zf干涉，部分村民被捕，约一周后获释（我采访的某家庭长子就在这次事件中被捕）。







　　 　　


















　　当地村民说，如今的养鳗场，滥用非法药物的情况已经比九十年代好了很多，因为使用禁药，会导致产品销不出去；但是，这并不说明他们没有过多使用抗生素。


　　而且，据我所知，当地政府对当地的工业持绝对保护态度，其原因有三：


　　首先，福清市一直宣称是一个已经“工业化”了的地级市，工业产值占本地GDP的大头；


　　其次，由于大量村民出国打工，导致当地劳力外流，而且侨汇已绝对满足了村民生活需求，人们不再需要种地，所以大量田地抛荒，因此，政府借机向农民收购土地，低价买入高价卖给开发商——所以政府从“工业化”的过程中获利颇多，故对工业采取保护态度；


　　第三，同样由于当地大量村民出国打工，而其中大部分为非法劳工，保留国内户籍而没有在国内工作，因此，政府需要以工业产值弥补本地村民年收入这个无法申报的空缺（侨汇大多走地下钱庄回国，这部分收入是无法统计也不能上报的村民收入），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就更需要工厂多多创收了。


　　实事上，福清当地的工业企业绝大多数为外来投资者所创办，而工厂里的工人，又几乎全部来自内地省份，因此，福清的“工业化”对本地村民而言，可以说几乎没有带来什么实际收益。据村干部透露，他们每年上报的“人均年收入”，其实都是按照年初上级政府制定的“经济成长目标”除以本村人口再略加一些零头来充数的，因为本地青壮年劳动力很多都出国了，若当真统计居民国内生产收入，根本就统计不出多少来。


　　因此，福清政府对工业的保护态度是与政府官员的政绩表现紧密相关的，而本地村民不仅没怎么从工业化中获益，而且还必须忍受工业化带来的水土污染、噪音污染和空气污染。同时，政府在收购土地时的不公平交易也让村民积怨颇深。这些都是导致村民与政府发生冲突的原因。只是这些冲突都被轻描淡写地处理，村民抗议的声音也被掩盖——毕竟，巨额的侨汇还是让村民的生活过得很富足，而他们又不希望政府干涉他们的出国活动，所以，关于工业污染等争议，往往很快就偃旗息鼓。


　　说了这么多，我只是想反驳标题的“污蔑”一说。毕竟当地的环境污染情况的确是很严重的，而地方政府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对工业污染置之不理，更是让我觉得我们国内报道中“一面倒”的护短方式简直面目可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