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稻粱谋·之四

为稻粱谋

（四）十七岁的阿草

我坐在电车上，一路叮叮铛铛地沿着维多利亚湾的走势，从高楼的夹缝里由东向西穿过整个港岛北部。干爽的北风从海面上吹过来，中午温暖的阳光钻过打开的车窗，晒在背上。

车子摇晃着驶过中环。我的脑海里想象着的画面，却是一年多前的七月底。那天或许骄阳似火，十七岁的少年站在临水的顶棚边缘，顽固地与手执扩音喇叭，紧皱眉头喊话的警察对峙，不肯离开那座即将被拆迁的码头——是的，我刚离开位于西湾河的东区法院，听完控辩双方在庭上的结案陈词，现在坐在电车上，回港岛西端的学校。早上出庭应讯的被告正是去年十七岁的阿草。在去年夏天轰动一时的“保卫皇后码头”活动中，他是七月三十日被警察从码头顶棚上抬下的最后一名示威者。

“始自天星”、“皇后码头不告别”，“本土行动”，这些词语曾经一度铺天盖地地占据各大报纸的版面，因为有这样一群人，站在政府准备拆迁的码头上抗议，守卫这座建筑、守卫香港市民对这码头的集体回忆，更重要的诉求，其实是守卫属于市民的公共空间，以及对公共空间使用权的民主——尽管后来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内容里面，这条最主要的诉求似乎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反而将“集体回忆”用大号粗体来强调。最后，政府出动了警察来清场——请别误会，虽然也有一定程度的扭斗，但是中环的海边并没有出现子弹、军车或者坦克。示威者被数倍于己的警察抬走，然后一些人受到了警方的指控。阿草便是其中之一。

阿草被控阻碍警察执行公务，这是第二次开庭。警方依《侵害人身条例》36B条起诉，阿草将要面对的最高刑罚可能是两年囹圄。近二十个阿草的朋友早早来到法院外，拉起布条抗议警方的起诉，用扩音器向过路的市民讲述他们的观点，并散发传单（如图）。

十点整，开庭。控辩双方的律师依次陈词，法官不放过每一个模糊的用词，一一追问清楚。旁听者共二十余人，其间有进出法庭者，均在门口朝法官方向微一欠身，对法庭表示尊重。

我并没有亲身参与去年的抗争，与阿草也是数月前才通过豆瓣认识（顺带说一句，阿草就是今年五六月份被豆瓣网管多次封禁id的“稻子”），因此也不便在此多说这个案子的是非曲直。挑动我笨拙地来叙述这个故事的缘由，其实是阿草第一次与我通电话时，我问到“你是本地人吗？”，他的自我介绍：

“……其实我也是出生在内地来的，湛江，不过很小就过来香港了，所以你看我的普通话说得很糟糕。”

那天他的电话完全是用普通话讲的，尽管他的普通话和我的广东话一样不流利。而对于同样是第一代移民的我来说，这大概是我听到过最真诚的一句自我介绍。那天是今年的5月12日，就是奥运火炬在香港传递的日子。当时我正和Nicky、蘑菇两个MM走在湾仔海边引擎轰鸣的人行道上，急匆匆地要把Nicky送去金紫荆广场，然后跟蘑菇一起杀回立法会前，等着那里将要上演的陈巧文的示威，警方的人墙隔离，以及大陆在港学生的怒骂和暴跳如雷。阿草在网上向茶烟要了我的电话，打来告诉我中文大学学生在沙田那边的抗议活动遭到警方的驱赶。6月3日下午，阿草又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当晚尖沙咀文化中心广场的一个聚会。我去了，并且和一群人一起，赤脚坐在那片碎石铺成的广场上，听他们弹唱、演说，直到午夜两三点后才陆续散去（下图即为当日照片）。

（广场上的弹唱）
（用二锅头点燃的火焰）

（广场上一尊名为“自由战士”的塑像，获赠自法国。阿草拿着一把七彩雨伞，沉默地站在雕塑的基座上：“在如此黑暗压抑的环境里，我们仍要撑开彩色的诉求。”）

不久之后，公民记者周曙光（Zola）来港，我便约了他去找阿草聊天。在弥敦道一个昏暗拥挤杂乱的房间里，Zola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地大玩吉他、手鼓和铙钹，我也是到了这一天，才第一次拜访那个位于8楼的本地社运组织，“自治八楼”——学联社会运动资源中心，简单说，就是为各种社会运动提供器材支持的一个组织。阿草就是自治八楼的成员。上周，阿草拉我去观看《巴黎公社》的放映，那是八楼与影行者合办的第六届香港社会运动电影节。

从法庭出来，我就一直在回想这些与阿草有关的点滴信息。诚然，阿草是个异数。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辍学投身社运，在这个极之功利的社会里是绝对的非主流，也似乎并不是个值得推崇的个案。然而，是什么让这个十七岁的少年，心无顾虑地走在社会运动的前线？而他又为什么愿意为了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理念——比如“公共空间使用权的民主”——不畏刑求？其实阿草是个比我最小的表妹还小一岁的少年，而我表妹是个按部就班在福建省内从幼儿园读到大一的“乖孩子”，公共空间是个什么东西，只怕她都不一定看得懂。这个社会之于阿草，是值得用行动去催促它进步、完善它建构的一个实体；而对于我表妹，我只能说，她的社会是供她过日子的空间，是一个十分虚幻的概念，她不必特意为之做些什么，她身边的家人师长朋辈亦不会鼓励她去做些什么。

其实，又有什么样的“公民教育”，效果能好过真正参与一次针对现实社会议题的集会或者游行？当然，只要是和平的诉求，哪怕会面对警察、起诉书和可能的刑期，这集会或者游行，也不决应当面对任意逮捕、遣返、警棍、子弹、军车和坦克。

12月7日上午10点，法官将对此案宣判，我答应阿草，到时一定会去旁听。

（附注：其实我很犹豫应不应该把这篇文字放在《为稻粱谋》的系列里面，因为貌似阿草的故事与“移民研究”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不过我最后还是决定把它加入这个系列，因为或许我可以在下一篇里，顺着“本土”这个词再把话题牵回移民上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一篇的故事未必与我的研究无关。本来么，我们身处的社会，便不是以学科为界，一块一块泾渭分明的世界；而是混杂的、相互关联的，像一盘打翻了的颜料一样斑斓。）

To be continued...

“为稻粱谋”系列：
（一）引子：你是学什么的？
（二）我真的不是蛇头，真的……
（三）也是历史，也是移民

为稻粱谋·之三

为稻粱谋

（一）引子：你是学什么的？

（二）我真的不是蛇头，真的……

（三）也是历史，也是移民

上周六，去听了一场龙应台的公开讲座，谈文学的启蒙。
龙老师从她自己的“文学谱系”谈起，追溯了她个人的文学启蒙之路，其间也谈到她成长的时代背景，以及诸多“南来文人”对她的影响。

管龙应台叫“老师”，绝不是矫情或者崇拜，而是因为她真的是我老师。今年初，港大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照例开了一门龙应台主讲的公共课程，主题是“文学里的社会——香港与台湾的五十年代”。收费不便宜：校外人士6000元/人，校内学生八折，也要4800。一共九节课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周六下午上课，每节课三小时。我犹豫了很久，最后咬咬牙，交了4800大洋，决定去上这个课。不是因为文学，而是因为那个副标题：香港和台湾的五十年代——这是我的整个知识结构中几乎空白的断档，而且讲者是龙应台。我也不否认我喜欢读她的文字，虽然称不上是“粉丝”，虽然我一位朋友的老师赵刚先生写过十分凌厉的文字来批判她，我还是喜欢读她的文字，因为哪怕她有她的偏颇，而她的文字之于今日的中国，却仍有值得借镜之处，有《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中的部分内容与三鹿毒奶事件的对照为例。

第一堂课，原来刨去学员自我介绍的半小时，剩下两个半钟头的时间，都是用来给我们铺陈一个历史背景的——1948至1951这几年的环球局势。从长春围城到柏林空投，从老蒋的《告台湾同胞书》到美军仁川登陆、从土改到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第一堂课，先把一个时间加空间的架构搭起来，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接下来一周一周细细地品味张爱玲的《秧歌》、中央研究院的《调景岭口述历史》、赵滋藩的《半下流社会》、白先勇的《台北人》、柏杨的《异域》、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这就是谱系啊，历史的谱系，用历史的谱系串起一系列文学作品，然后从中告诉读者，那个年代的香港，和那个年代的台湾。其间还有好几个客座嘉宾的讲座，有也斯（梁秉钧）先生讲他的求学与文学写作之路，有小思（卢玮銮）女士讲她对“香港”和“中国”认同的转变，有刘绍铭先生谈香港文学，有蓝博洲先生讲他收集台湾人口述历史的种种经历……我的同学大多是本地中青年，一位嫁来香港多年的台湾太太，在看“黑猫中队”纪录片、听到“古宁头战役”的故事时，甚至激动得不断擦拭眼中涌出的泪水。我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就开诚布公地说，我来上这堂课的目的不是文学，而是副标题中的社会。从2月16日到4月26日的两个多月时间，毫无疑问，那4800花得很值得。一段在我所经历过的教育体系中彻底缺席的时空，仿佛是丢失多年的一片拼图一般，终于归位。

最后一堂课，是学员的口头报告。要求找一位本地人（或台湾人），请他/她讲述自己的1949或1950。同学林青霞，讲了她的叔叔从大陆撤退台湾的故事；同学陶敏明，则披露了连她自己都第一次听说的故事，她的父亲年少时怎样流落香港，怎样病得伏倒在一棵树下，又怎样被一位好心人救起——而那位好心人听说这孩子竟与自己来自同一个省份，就慷慨地让他住在自己家里，供他衣食，直到几年后他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讲到结束处，陶敏明的眼里是噙着泪水的，因为这些故事她的父亲从未对她提起，而她，要不是因为这一次要交的功课，或许一生一世都没有机会知道自己父亲曾经经历过的这些人间冷暖。

绝大多数学员的报告，要么是南来逃难的故事，要么就是本地人的生存挣扎，以及与广东“乡下”（老家）欲系不能的联络。很幸运，我找到的故事相当不同。因为我在本地认识的老人家有限，于是只好央求一位朋友帮忙，他带我去访问了他的岳母。那是一位幼年便作为“妹仔”被亲戚收养、从广东乡下带来香港的女性。十几岁后，她便进工厂做工，时常参加工会组织的周末联谊活动，后来嫁了一位左派青年技术工人。婚后，他们在1958年跟随两万多名热血青年，服从香港工会和大陆工会组织的安排，北上支援祖国建设。然而，在福州市郊某工厂两年清苦、劳累而又压抑的生活，彻底使得这对年轻夫妇的梦想破灭。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弄到回港的批文，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决绝地离开了那个方言不通、食不甘味的地方。在访谈之后的历史文献搜索中，我真的在香港工联会的出版物中找到了当年的老照片（如图）。当时我也和陶敏明有着类似的感慨——要不是为了交功课，大概我这一辈子都不会知道，原来香港还有过这样一群人，有过这样一段非主流的经历。

（图片来源：《工联会经典图片集》，二零零三年，点击图片可看大图）

这些半个多世纪前南来北往的蚁民，不正是他们，今天作为我们的祖辈，在家里的阳台上晒太阳、在巷口的树荫下摆龙门阵、在医院的病床上打点滴、在每年清明祭祀的香烟缭绕里，享用着我们供奉的饭食与果蔬？读史，我们不光是读一个挥斥方遒的时代诗篇，我们其实就是在读我们自家的族谱，我们父辈、祖辈的流徙历程。

龙应台在第一堂课的一开头，说：
“我每次看到香港的夜景——那么多璀璨的灯光！我就会觉得那每一扇透出灯光的窗子背后，就是一格抽屉，里面装着一家人的历史。我希望我们这次课，能够让大家每人拉开一格抽屉，记录里面的故事，记录香港曾经走过的历程。”

所以我真的很想放下手头的一切去做口述史，去听真实的历史，去了解那些我经历过、没经历过的许多时代。

To be continued...

为稻粱谋·之二

为稻粱谋

（一）引子：你是学什么的？

（二）我真的不是蛇头，真的……

其实我在引子里想说的是：很多人对“偷渡”带有强烈的好奇心，觉得是另一个世界的神秘事件；同时对“移民”这个词感到十分陌生。
可是“移民”这个词，真的距离你的生活很远吗？
你户口本上的祖籍地，是否就是你出生长大的地方？
你读完大学以后，是回家乡工作，还是留在读书的城市？
你有没有传说中的“老家”，以及一票甚至未曾谋面的“老家的亲戚”？
你经过西单/五角场/上下九/华强北的时候，可曾注意到身边那些南腔北调的小贩？
你有没有亲戚同学朋友正在或曾经出国留学？
…………

一个山东农家的儿子，在上世纪中叶那场内战中，作为一名士兵跟随战胜者的军队南下，随时准备接管战败者已经撤退的城市。上海、嘉兴、浦城、建阳、南平……沿途的城市逐一报告，已被先前抵达的部队接管。于是这支队伍就带着他们最简陋的行李继续向南、向南，一直走到一个尚未有部队驻扎的城市，他们才停了下来。那名士兵刚刚放下虫蛀鼠咬的硬毛毯，就立即提笔给家乡的妻子写信，说，等我，过三年我就回去。然而这座溽热的南方城市最终成了他永远的归宿——妻子带来了年幼的女儿，他们后来又在这个城市里生下两个儿子。孩子们在这里长大，上学，串联，上山下乡，返城，招工……南蛮鴂舌的本地话，他们反而讲得比卷舌头的家乡话更加流利。最后，士兵老了，病了，终于在这座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城市里埋骨。而他的孙儿，从小吃着家里的馒头和手擀面条长大，斩钉截铁地向玩伴们宣称“我是山东人”，然而却从未踏上那片莫名为之自豪的土地。

那个士兵就是我的爷爷。这故事也是那个年代十分平淡的生命历程——农民参军，随军进城，安家落户。大家司空见惯，并不会主动地把“移民”这个标签贴在自家身上。但是一些“好像有点不对劲”的感觉，偶尔还是会探出头来晃一晃，并且悄悄地顺着血缘黏在这个家族的每一个人身上。

到北京上大学，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互相问籍贯，我还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山东人来着。于是就有山东来的同学很亲热地问，山东哪里呀？我一愣，说，荣成，不过我是在福州长大的。顿时觉得很尴尬。后来学乖了，但凡遇到籍贯问题，干脆直接说福建，省却许多麻烦。大二的体育课选了排球，有次课间休息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聊天，问大家各自是哪里人。我就说我是福建人。老师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一拍大腿，扯着嗓门儿喊：“胡说！我在漳州排球队待过八年，福建人哪有你这么高个儿？”我很尴尬地挠挠头，说，这个……我祖籍山东。老师这才点点头，抱起两条胳膊如释重负地说：“我就说么……”虽然福建人不必然个儿矮，但是我172的身高还是时不时就会让我面对一次这种质问。尽管俺的山东血统是个事实，我却总觉着这种解释很有点助纣为虐的意思，势必加深了对方“福建人矮个儿，山东人傻大个儿”的刻板印象，嗯。

其实，我究竟是福建人还是山东人，这就是移民研究里面关于移民者“身份认同”的课题了。放在我身上，是福建和山东的纠缠；放在许多华裔美国人身上，尤其是第一代或者第二代的华裔，那就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似是而非。

读到这里，想必有看官要找我算账了：蛇头呢？蛇头在哪儿？你怎么证明你不是蛇头？
好吧，我们接下来说国际移民。

偷渡为啥那么吸引眼球？
刺激呗！

月黑风高夜，一只大船驶出海港，向着东边航去。白天，它伪装成远洋捕捞船或者货轮，在公海上招摇过市；夜里，开足马力往传说中的“米之国”进发，因为船舱里躲着三百多个男男女女的福州人，每个人都狂热地憧憬着月入过万的优厚薪资、父母期盼了一辈子的新楼房，以及家乡邻里艳羡得流下口水的目光。终于，他们透过船舱的门缝看到了曼哈顿的天际线，在六月的阳光下仿佛闪着金子的光芒……然而，曼哈顿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逐渐从烟霾中清晰起来，并且靠近、靠近、近至脚下……“砰”的一声巨响！一阵剧烈的晃动之后，人们明白过来，船停了。一路负责照顾他们的水手气急败坏地冲进来，拍打着舱门，吼道：
“搁浅了！你们赶紧出来，自己游过去！只要上岸就到美国了！他们很讲人权，不会遣返你们的，放心吧！要是在船上被抓到，那你们就完蛋了！快走快走，就快到岸了才卡到礁石的，赶紧游过去，没多远！你们不是都看到那个港口了吗！快走……”
于是不知所措的人们就被全部轰到甲板上。慌乱间，也不知道第一个跳下船的人是自愿的还是被推下去的。总之，三百多人大部分都到了水里，争先恐后地向岸边游去。这么大的动作当然引来了海岸警卫队，但是水里的人们仓皇地躲着水警，同时拼出吃奶的力气向岸边靠近……
最后，十个人死在这次“抢滩”中。媒体大哗。民众震惊。移民局顿时成了众矢之的，有批评现行对非法入境者的处理过于宽松，才导致偷渡狂潮带着侥幸心理袭来的，也有痛斥正规移民申请手续过于艰难，罔顾迁徙自由，才导致希望移居美国的外国人不惜铤而走险的……总之，十个人的性命，带来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激辩，以及一个一夜之间走红的研究领域——华人非法出入境研究。

这是1993年6月的故事，细节是我杜撰的。不过那艘船的名字叫做“金色冒险号”(Golden Venture)，这一点我可以用脑袋来担保是真的。而这也是一件直接影响到福建人出国方式的事件——因为十条人命大概只有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才会显得那么不值钱，而在许多与之直接相关的社会，都绝对是占据头版头条若干天的重大惨案。因此，不少国家迅速收紧了相关的移民政策，原因可能不仅仅是这次极尽耸动的抢滩登陆，但这确是一条清晰而尖锐的警讯：
“中国人又一次开始了他们义无反顾的出国活动，并且这股浪潮，已经在人们不知不觉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高峰。”

说到“又一次”，这就不能不提一下“下南洋”、“卖猪仔”这些很惨烈的海外华侨华人史，以及一个人们津津乐道的词——侨乡。
广东的顺德、台山、潮州，福建的厦漳泉和福州，各位看官只要随手翻看一下这些地方的政府网页，必然能找到一个被用到烂了的描述：侨乡优势。我来随便造个八股文万金油的段子吧。“改革开放以来，XX（以上某地名）取得了骄人的经济发展成绩。这些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本地特有的侨乡优势。广大爱国华商踊跃回乡投资办厂，并热情为家乡招商引资，极大地带动了本地的工业化发展，也充分反映了广大海外华侨华人爱国爱乡的深厚感情……（以下自动屏蔽肉麻吹捧若干）”怎么样？感觉来了吧？关于这些老侨和老侨乡是怎么回事，回头还有的是机会慢慢掰活，这里只简单概括两句：1）这些被捧到天上去的回乡投资的“华商”，其实绝大多数是1949年之前离开大陆的中国人，主要去往东南亚和北美，而且大都是第一代、第二代海外华裔，与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出国的人关系不大；2）这些人当年的出国经历，没有几个是合法申请了通关文谍的，绝大多数是契约劳工，或者就是搭顺风船下南洋投靠叔叔舅舅的苦娃儿苦汉子，要按着今天的规矩给他们摆起谱，就算不是偷渡也得算是逾期居留。然而华侨史毕竟是历史。“国家”概念的演变、“出入境”手续的规范化、“冷战”带来的时代大割裂……这些都是老侨一辈亲身经历过的故事。至于他们之所以最后变成了“海外华人”，而不是在闽粤乡间树下摇着蒲扇养老的“归侨”，那又是另一段令人闻之鼻酸的往事了。

呃，废话了这么多，其实我就是想说：移民研究有很多不同的侧面，身份认同、非法出入境活动、侨乡、华侨华人史……这些都只是若干个元素，而且还可以继续细分下去，比如第一代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第1.5代（原居地出生，客居地长大）的身份认同、第二/三/四/五代以后的身份认同、代际之间的身份认同比较、非法出境活动、非法入境活动、全球人口贩运网络及其运作、跨国人口走私及其背后的资金流动、老侨乡、新侨乡、新老侨乡比较、海外华人社群、海外老侨社群、海外新侨社群、海外留学生群体、华人跨国/跨境企业及企业家……我发誓，我已经动用我的脚趾头来数了，但这依然只是我能数出来的一小部分。所以，移民研究不是蛇头专业技术培训，俺不是来这儿钻研“如何当一名有前途的蛇头”这门手艺活儿的……

真的不是。

To be continued...

为稻粱谋·之一（引子）

为稻粱谋

（一）引子：你是学什么的？

“你是学什么的？”
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不过我的回答一般是：
“我做的课题是移民研究。”

紧接着，有些人会作若有所悟状点点头，说，哦，移民研究。然后岔开话题说别的。
有些人则比较诚实，直接问，移民研究是研究什么的啊？

嗯，移民研究是研究什么的呢？
显然是移民。
如果对方有兴趣追问，我会继续往细了解释：
“我的课题主要是中国往海外的新移民，一部分是做福建侨乡，另一部分做海外华人。”
有时候对方还是一脸茫然，那我就只好用更通俗但是实际上相当片面的描述，来试图唤起他/她的一点理解：
“偷渡知道吧？以前福建很多的那种，躲在轮船上的集装箱里，或者爬雪山翻边境之类……还有什么地下钱庄啊，外汇黑市啊…………”
讲到这些画面感很强的词语，再配以张牙舞爪的肢体语言，那么对方十有八九就会恍然大悟了。
不过接下来一定就会说出如下一番鼓励我用心向学的话来：
“那好啊，好好研究研究，回头帮我也给移民出去！”

到了这份儿上，除了=__,= ，我还能说什么呢？？
To be continued…

笑蜀讲座散记

讲题：挣扎即生存——“新国家主义”潜流与媒体困境 (New Nationalism and China’s Media)
时间：2008年10月13日下午5：30-7：00
地点：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仪礼堂(Eliot Hall)

笑蜀先生先回溯了中国大陆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市场化”媒体的发展轨迹，以及这些媒体在目前的中国社会所能起到的作用。然后主要谈的是当前中国传统媒体（尤其是纸媒）所面临的发展困境——政府希望逐步稳定目前这种“国进民退”的趋势，在放开社会底端经济活力的情况下，继续牢牢把握住顶端的各种资源。因此，他认为，中国大陆的媒体业正在进入一个长期尴尬的阶段，将很难再像之前十几年那样蓬勃、创造奇迹。而中国的民众缺乏“公共辩论”的传统，也就缺乏在讨论中逐步取得共识的基础，因此也不具备明早就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这又需要一点一点改善，不是朝夕可至的目标。

说实话我对今天的讲座不算很满意。首先是讲者对时间的把握很不好，洋洋洒洒讲了一个小时，抬头问主持人（钱钢）“我刚讲完第一部分，还有多少时间？”，得到的答案是10分钟，于是草草收场，原定的重点部分只是蜻蜓点水般地带过。其次是讲者明显将几个基本概念混淆，而讲座通知所给的英文标题更加让人困惑，这一点下面详细说。第三点，我不客气地说，讲者有一点以自身所处的职业为本位，给的题目是“中国媒体”，实际上谈及的内容只是传统媒体，甚至只是纸媒，让人有些失望。

下面对几个讲座中涉及到的问题说说我的看法。

一、新国家主义？新民族主义？——都不是，是新威权主义！
看到那个英文标题，我想很多人都会有些或多或少的误读或者迷惑——New Nationalism，翻译作“新国家主义”？这个问题在笑蜀的演讲结束后，第一个提问的Ching Cheong先生（名字涉及敏感词，不写中文）就提了出来。程先生说，他看到学校的邮件通知，还以为是要讲当今中国的“新民族主义”问题，结果来了才发现内容全不是这么回事（当然我也觉得奇怪，邮件不是有中英文两个版本咩？中文版本里面就有大致内容介绍啊……=.=?），原来讲的是关于国家控制媒体的问题，于是想问问笑蜀对于新民族主义怎么看。

这里，我觉得笑蜀先生的第一句回答是全场最大的败笔——他说，这二者（指“新国家主义”和“新民族主义”，这两个词在字面上的确都可以翻译成new nationalism）其实是相通的，因为这个概念表现在庙堂，则是新国家主义，表现在江湖，即为新民族主义。我闻言大骇——其实笑蜀先生讲了半天的所谓“新国家主义”，就是“新威权主义”(New Authoritarianism)！原来英文标题里的New Nationalism是个彻底的翻译错误，而他竟然将这两个概念硬要拉到一起来，实在很是败笔！

此外，他还说，中国政府想要尝试走的这一条路，就是希望创新一条“中国模式”的发展道路，要打破传统的“西方式民主”——OMG，中国分明是在试着copy新加坡的新威权主义管治模式啊！而且，除了新加坡之外，在学术界早已有了“东亚模式”、“亚洲模式”等区别于“西式民主”的提法，这，这，这，这何来创新？

二、看衰网络？
笑蜀的整场演讲中都没有提及网媒，尽管他给出的题目是“媒体困境”，而不是“传统媒体困境”。于是我的问题就是，在政府希望稳定“国进民退”这种趋势的情况下，网媒会对政府的这一如意算盘起到哪些作用？

笑蜀的回答是：我从98年开始上网，所以，我对网络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根据我的观察，网上言论中，反对派的水平其实没有比铁血强国论坛的水平高多少，都是不经过思考的反对、抨击、谩骂，并没有真正形成“公共辩论”的氛围。所以，我对网络媒体可能带来的影响，是不那么乐观的。

这里我觉得他的观点浮于表面。诚然，我们拥有两亿多网民，其中不乏网络暴民。但是，中国网络媒体不等同于网民，因为网络媒体还包括许多其他元素，比如网络新闻，比如境外的网络新闻，比如翻墙工具！而网民也不等同于网络暴民，这种一杆子打翻一船人的看法，多少带有传统平面媒体从业人对网络世界的傲慢——报纸的读者就没有暴民么？只是那些暴民怒撕南方周末的举动你们看不见罢了，你们看见的只是铁血论坛的暴民，和凯迪社区的愤青。

那么，为什么本人的观点相对比较乐观呢？因为，至少在网络这个大杂烩里边，每个人都有机会接触到与自己完全不同的观点——铁血网友可能在哪个网络游戏里碰到凯迪网友，或者是误闯豆瓣。当这种不期而遇发生，双方很可能都对对方的观点嗤之以鼻大翻白眼，但是，不可否认，双方要先看到对方的观点，才有机会使用自己的鼻子或者眼球，不是么？那么，在这个过程里，碰撞和谩骂或许是短期喧闹的现象，但是从长远来看，言论的封锁毕竟已经打开了缺口，一言堂的阵地最多只能局限在传统媒体的势力范围以内，而中国，有着两亿多网民呢！当两边的暴民都逐渐习惯了“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傻X观点存在呢”这样的观念，你能说这不是社会向着“宽容”迈进了第一步么？难道民进党在20年前不是用激烈的街头抗争来争取民主自由，难道20年前的台湾没有一大票“忠党爱国”的民众？？

更何况，我重申，网络世界里也不仅仅只有暴民。

三、中国也不是在真空瓶里发展
这个世界是互动的。

当笑蜀对网媒不屑一顾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太高看了传统媒体的公信力。远的不说，光是这次毒奶事件，一个漂亮的开头，越往后带给人们的失望越大——原来是瞒报了好几个月的事件、原来是奶制品行业的潜规则…………原来中央台可以报道的内容，地方媒体不可以随便报道，原来事件爆出来一段时间以后，“上面”又悄然给了压力，于是媒体报道中的反思、追问悄无声息地流产。这些，难道还不足以让民众，至少是一部分民众，产生对电视、报纸的不信任吗？然后，很多人不是都开始上网寻找相关的信息吗？而这种民众对媒体提出的要求，今天可能被压抑一时，但我不相信这在网络时代还能够长期地维持下去。所以，网络、民众、传统媒体，以及中央政策这些元素之间，是互动的关系，可能中央很强势，但谁能在1974年预料到三年后的变天？

而中国与周遭的国际环境也是互动的。前面提到过，北京想玩的新威权主义，早就不是新鲜东西，是人家李光耀玩剩下的。那咱们看看新加坡现在在做什么？今年上半年，李显龙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新加坡将逐步有限度地放开对互联网的管制。See? OK，你可以说这或许只是一个姿态，但是，试想一下温家宝说：“我们将会逐步有限度地放开对互联网的管制。”——这句话的意义，恐怕不只是“姿态”，而是一个“讯息”，因为至少他要承认现有的管制，才能摆姿态说，将要逐步放宽管制！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啥？官方哪次不是否认政府对异见信息的打压？哪次不是信誓旦旦地对老外说，中国人民拥有自由的网络言论空间？所以，周遭的世界也在变啦，老李是聪明人，小李系出名门，起码这个“姿态”就摆得比温总上回在美国接受采访的时候高明多了。北京中南海里不是养着一群饭桶，他们也会学的。

以上，简单潦草地说说今天讲座的感受。

【转载】龍應台——寫香港史的台灣人

【明報專訊】龍應台在港大沙灣徑的宿舍對出是一片大海，她說，四年半前，是這一片大海的呼喚，叫她留下。留下來，很容易就對此地的這人那事產生各種各樣的感情瓜葛。○三七一六四西九天星皇后，有人說，她以一個文化祖母的姿態，發出了直搗人心的連篇話語。她說，她很能夠感應歷史。
最近香港大學藉「孔慶熒及梁巧玲慈善基金」之捐贈，成立「孔梁巧玲傑出人文學者」計劃，破格為龍應台在深嚴的學術體制下，成功開設「龍應台寫作室」。「受薪寫作我還是第一次」，她笑說。龍應台在寫香港史，一個台灣人。馬家輝給她一錘定音﹕龍應台正在變成香港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
這一夜，他們談到個人自身與中台港的種種。
龍：龍應台
馬：馬家輝

一
鳳頭鸚鵡很吵，但美
馬﹕你來香港前，我寫文章勸告叫你不要來。我看見外來學者一方面可過預期快樂安逸的生活，拿到不少資源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本身的學術和人文戰鬥力卻削弱了。我也擔心台灣少了一個有戰鬥力的人。
後來你來了，很快看到你戰鬥力的爆發，不僅在香港，也拉回到台灣，而台灣與香港又拉得更近了。你在香港找到新的戰場，我非常高興，於是寫了第二篇文章，說看見了龍應台的示範作用——一個外來的知識分子如何介入香港。然後，這兩年你好像又再向前了一步，那次港大演講你打趣說要做香港人；還有最近「人文港大」計劃中那份視野和遠景，如果我再寫文章，我會說龍應台正在變成香港不可分割的部分。你在○三七一後到港，之後每年參加七一遊行和六四晚會，六年來，你跟香港的關係亦有調整，是你預期當中？

龍﹕在我跟馬英九政府工作四年之後，我堅決要離開台灣政治圈，選擇來港一年，很明確是為了補課。被稱為華文世界的知識分子，我對香港完全無知。那一年我在城大上課，一年期滿，陳婉瑩邀請我到港大，到沙灣徑她的家突然看見一片大海，我就想﹕啊，我願意。到今天我家牆上都沒有掛畫，因為總覺得馬上就要走

馬﹕還是一種流離。

龍﹕對。港大的傢具很醜很破爛，我用了三年。後來孩子來了，孩子在哪，哪就是家。所以我跟香港有種好奇怪的緣分，一年一年的留下來。
這次港大柏立基書院的寫作室有兩小陽台，看到維港，陽台下面是一片熱帶的綠色，往下看時我發現兩個念頭﹕第一，很想找鳳頭鸚鵡。牠們很吵而且破壞樹木，我愛上牠們，覺得很美；第二，想到中國近代史中一波一波的南來文人，我問自己，是不是已經進入歷史？
我想是所謂物以類聚，什麼光出什麼蛾。我跟香港是比較難解釋。第一我是外來的人，與香港有距離。第二我對歷史非常投入，一來到就跟香港的歷史接上，無時無刻不自覺在歷史的通道上。譬如在上環看見老婆婆在堆很重很高的紙箱，馬上知道她是三十年代，或是一九四九年來，然後她的歷程，我基本上都知道。

馬﹕香港有很多地方讓人突然爆發一種歷史感。每次經過港澳碼頭對面的招商局，我都跟女兒說到盛宣懷、李鴻章，以致整個清末情。阿城每次來香港都說，香港人真像清朝，有很多規矩，但香港本身很容易提供豐富歷史的塑材。

龍﹕香港是個活的博物館，但生活在裏頭的人對於她的歷史多層次，不太清楚，或太忙錄，落差很大。

馬﹕那就是有個空間去召喚龍應台，啟動大家的人文歷史感。令到從一個招牌，可以感覺到整個歷史的脈絡，現代化的進程，從清末一直模索，什麼的社會結構制度環境，那個模索，到現在都還未結束。

龍﹕不但未結束，還很悠長。你看九七以後的香港跟大國崛起的關係，在中國追求現代化進程裏，現在這個小島香港跟中國的關係，又是一個新的方式。

二
寫作室，不是會生蛋的雞
馬﹕身在何處，自然會與社會產生意義。二○○五年你寫了一篇題為〈期待人文港大〉的文章，後來「人文港大」進入了港大的議程，到今次有「接觸人文學者」的項目，你在人文港大的藍圖中扮演了什麼位置？

龍﹕二○○五年的文章流傳很廣，不久後港大成立「港大人文基金」。有一件事蠻感動，我看過孔家孔慶熒先生的歷史，都是白手興家的人，所以，說香港人很現實，又有那麼多人捐錢給長期教育，那又是香港的另一面。

馬﹕遊行捐錢香港都走在全世界前面，香港人是熱情的，但太現實，只用在刀口之上。從這個角度看，「人文港大」其實呼喚了心中的浪漫理想，龍應台，捐一塊有一百塊的人文效益，投資回報高啊。這個project有什麼items？

龍﹕是無法用一句話論斷香港人。你說的熱情香港人不缺，我也寫過，缺的是表達的習慣，因為不太表達被說成冷漠，在大的歷史結構中也無法突破。香港人缺歷史感，但這跟殖民歷史有關。香港其實不缺文化，廣東話的語言文化很強，但有文化誤區，以為把世上最昂貴的國外文化表演東西放進來就有文化，而不是想如何在本土培養。所以，很複雜。
義務上，我一年開一堂課，還有寫書。第一本寫一九四九，我借這裏呼籲﹕有父親的自傳日記或照片，可送來給我。書預計明年六月寫完。另一部是HKU Story，我會帶十個學生編這本書。香港大學有一百年歷史，可以此作放大鏡看後面的香港史，繼而是中國的近代史。

馬﹕有句刻薄話，說香港大學培訓漢奸，也包括生產AO，跟港英殖民分子合作，怎樣以華制華，這部分會是HKU Story嗎？

龍﹕歷史是攤開的書，港大還有其他故事，如英軍服務團也是港大教授成立，港大本身是個縮影，由滿清弱年成立的大學，歷經省港大罷工後再過來，本身長大的歷史就是中國近代史。

馬﹕還有沙龍，這幾年很多大學都有沙龍，會在龍應台的家搞嗎？上一回你開沙龍談兩岸三地的媒體，兩岸三地很多人自費來，開過眼界以後，更令人期待。那麼計劃包括教書出版和搞沙龍，三年後請其他人「基金」有沒有計劃？港大有沒有要弄效果為本的驗收制度？不知你要如何抵抗。

龍﹕香港有各種孤立的能量，不像北京台北，有個公共知識分子或文人社會圈，我們希望可推出沙龍，仍在討論中，要成功不容易。至於三年之後，「基金」未有計劃。
整個計劃其實可見港大在摸索人文方面的貢獻。我不願意做教授，他們叫我寫履歷表，我說我不要。港大為了可在體制內容納我這條不一樣的魚，人事制度上作出突破，背後有很多鴨子划水的動作。
有一個認識很重要﹕不要把學者當做會生蛋的雞。教授身分是一個封建系統，要人文教授接受各種科學的要求被量化，本身就有問題。台灣在這方面已突破一段時間，你可以走創作的路，也承認你是教授。如果要不把學校當成職業培訓所，要有所謂的身教、人格的陶養，就要有一些人可以讓學生跟你接觸，散步和在晚上喝酒討論，從而得到在課堂裏得不到的東西。在柏立基我會有辦公時間，辦公時間內門是打開的，人人都可走進來。

馬﹕港大今次是很有勇氣。學術系統不應該是唯一，回頭看梁啟超寫的所有東西，都有impact，如果錢穆今天來申請當港大教授，第一關就被丟掉了——「你無PhD呀」。

三
台港獨立，合起來統一
馬﹕香港這六年走過○三七一，經濟起起落落，爭取民主觸礁，本土行動……你對香港的轉變有什麼最深刻的？

龍﹕一方面是挫折。作為一個台灣人，經過白色恐怖，壓迫，爭取，奮鬥，抵抗國民黨的時代，會特別看到香港公民的素質之高，如果香港有民主制度，會比台灣走得要好很多。但五年半來在爭取民主的路上原地踏步，最近的選舉我都不太有熱情去關注。可同時也樂觀和開心，看見一種本土意識的茁壯，公民力量在組織上成長。
二○○三年剛來有西九討論，後來在一個論壇我目睹香港文化力量的分散。○三至今，這方面有很大進步，尤其年輕人。所以，有挫折，也看到進步，整體而言覺得惋惜。香港人，包括在政府裏的，很多有理想有衝勁的人，假如可以更勇敢更敢想像，香港可以在華文世界，尤其面向中國，跟台灣，更可發揮作為支點作用的地方。
特別希望新一代年輕人可站在前人的肩頭上，對人文歷史掌握到一個深度，以香港出發的本土思想家介入中國。

馬﹕中間需要時間培養。我發現每五年有一個新的世代，每隔幾年會出現一次「什麼是文化」，「什麼是公共知識分子」的討論，因為這代人在之前還未懂，循環大概是五年。

龍﹕還有，香港人有一種安靜的力量，外人不太理解。每年六四看見很多年輕人，那時他們還未出生哪。很多中年人，醫生、律師，夫妻二人，安靜的去，不說話，不管你台上什麼宣言。老人家很多單獨去，很感動。二十年了，全世界都沒有。

馬﹕你說香港人如果勇敢一點可以作為中台的支點，我想到馬英九上台後，香港特區政府對台灣開始開放，包括考慮有高層官員去台灣，港台交流這部分你如何看？

龍﹕香港跟台灣的關係冷淡很不正常，如果考慮兩地平衡的歷史，台港應是姐妹市。一九四九年有兩百萬人經香港到台灣，然後有一百五十萬人來了香港，我是很晚才意識這件事，我問學校裏很多教授，一問之下他們的父母親不就像是台灣的外省人？歷史發展的源流完全是姐妹，本應密切，疏遠是人造的。台港文化一直互為影響，北京的態度改了，政府政策，AO們如果永遠在既定的框框裏動的話，什麼結果都好有限，我不會太興奮。中央不會給出一條線，只給一個眼神，香港人可以多一點想像多一點歷史感多一點對未來的大膽能量，因為香港與台灣可以互補。台灣跟香港應該一起獨立，然後兩邊合起來統一，互補變成一國，因為香港之強正是台灣之弱，台灣之強也是香港之弱，與台灣更深刻的交流只會讓香港的文化體制更好，一個更活潑更有想像力的香港對北京來說是好事。

什麼人問？
馬家輝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助理主任，作家，資深傳媒人，年輕時在台灣受教育，專欄文章見本報及其他報章。

什麼人答？
龍應台
台灣著名文化人及公共知識分子，著有《野火集》，在台灣社會民主化歷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曾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

文 整理 黎佩芬
圖 林振東
編輯 梁詠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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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报新闻网
2008年10月12日